第二部分 三色:紅(11~12)

第37節:三色:紅(11)

和瓦倫蒂娜看到的落日一樣,選讓-路易·特蘭蒂尼昂扮演法官也為影片增加了一份暮色沉沉的感覺。這位曾主演過《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等浪漫愛情片的法國演員也在特呂弗遺作《情殺案中案》(1983年)中扮演年老的反英雄角色。基耶斯洛夫斯基和特呂弗都在完成自己最後一部影片後的一年之內與世長辭。在這兩部影片中,特蘭蒂尼昂扮演的都是導演的另我,無論是與特呂弗心愛的范妮·阿爾當(在片中范妮扮演的角色救了男主角即導演自己)合作,還是與光芒璀璨的伊蓮娜·雅各布(她扮演的角色喚醒了法官內心被壓抑許久的同情心和希望)合作。《紅》里的法官最終放棄了干預他人生活的做法,這也反映出基耶斯洛夫斯基「折斷自己魔杖」的想法,正如普洛斯彼羅放棄魔法的做法也反映出莎士比亞的內心一樣。

影評人戴夫·凱爾(Dave Kehr)在他充滿想法的《拯救世界》一文中詳細描述了法官一角的迴響:

特蘭蒂尼昂是《舊約》中的上帝,不過是一個本領大大縮減了的可憐上帝。他的力量可以延及燈泡,但卻達不到閃電,而他對狂風與海洋的控制也可以用他知道某個提供氣象預報的電話號碼來進行解釋。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個神,可能只是自己把自己當作了神——就像是電影人,他們創造出自己的小世界,放入自己的人物。特蘭蒂尼昂在法官身上注入了很多屬於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矛盾性,我們不難想像,一個退休後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像法官一樣孤身獨住一整棟房子,在人生的混亂中安靜地坐著。[12]

《紅》完成後,基耶斯洛夫斯基表示自己已經精疲力竭,不會再拍別的電影。「如果三部影片分開來拍的話,我會多失去自己六年的人生。所以說我現在是贏來了三年時間。」他在戛納開玩笑說。他如此為職業生涯畫上句號,是否是為了再一次重生?我們想到了《白》中「失去生活動力」的米柯瓦伊,如果說他是累了,那本已退休的法官放棄竊聽可謂是又一次地「累」了,他告訴瓦倫蒂娜:「我什麼都不想要。」「那就停止呼吸。」她回答說。「好主意。」他說。這或許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的象徵,一個獲得新生的憤世嫉俗者。正如斯圖爾特·卡拉萬斯所寫的:「正如普洛斯彼羅選擇將自己的魔法書浸入水中,我們這位現代巫師也在一個水花中為自己收場了。這是一個靜默的水花:雖然《紅》以規模巨大的海上暴風雨收場,但故事的核心卻在於一個老人的放棄。」他也和凱爾一樣,將法官與基耶斯洛夫斯基聯繫在了一起,「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用手中精緻的攝影儀器……跟蹤著別人生活的交集……現在,在他退休之前,他在銀幕上的替身以法官的形式出現,他最終關上了竊聽的儀器,任由別人的生活在不再被他監視的情況下繼續下去。」[13]

第38節:三色:紅(12)

在1997年的巴黎研討會上,彼埃西維奇談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時或許腦海中想到的正是《紅》:「我們害怕他,不過我這裡說的害怕並非指那種惡意。他是個法官,一個好法官,很好的參照物。」而導演自己在談到法官這個角色時也顯得很坦率:「從很大程度上來說,他反映了我的世界觀。所以我經常說《紅》與我自己很接近。」不過他也補充道,「但是瓦倫蒂娜對人對事的那種天真目光在我身上也有……你可以認為這兩個人物對立的立場其實都是我的。」[14]伊蓮娜·雅各布也有同樣的想法:「這兩個人物間的對立,對應的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內心的一個疑問:年輕的希望如何與成熟的經驗共存?」[15]

千年來臨之際,《三色》似乎來得很應景:在這充滿種種錯誤的世紀將要結束的時候,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人物終於為我們帶來了富有同情心的一幕。有個形象在三部影片中都曾出現:垃圾回收筒邊的老年人,這對田納西·威廉姆斯所說的那種「陌生人的仁慈」提出了考驗:《藍》中的朱麗沒看見那個想把瓶子塞入垃圾筒的老女人,《白》中的卡洛看到了但熟視無睹,而《紅》中的瓦倫蒂娜卻伸出了援助之手。在1994年的紐約電影節上,基耶斯洛夫斯基解釋了這一場戲:「我要說的就是,『你可以幫助一位年老體弱、沒法把瓶子扔進垃圾筒的女士』。它提醒我們,某一天,我們自己也會老到沒法把瓶子塞進垃圾筒。」瓦倫蒂娜幫助老人的行為既是為她自己,也是為法官在做救贖:和觀眾一樣,他也被瓦倫蒂娜簡單、善良的舉動所觸動。瓦倫蒂娜的舉動充分印證了彼埃西維奇的簡短闡述:「《紅》是一部反對冷漠的電影。」[16]

儘管《紅》沒能在1994年戛納電影節上獲得評委的賞識——很多影評人與電影人說起此事都會用上「醜聞」一詞——但卻在美國上映時獲得空前成功。和許多影評人一樣,凱爾也用高度讚揚的華麗辭藻表示了對《紅》的欣賞:他將三部曲稱為「重建和諧的史詩」,稱讚「基耶斯洛夫斯基令整部影片向著一個交匯點,一個華麗的高潮發展。影片的敘事猶如宇宙中的行星連線般耀眼奪目」[17]。《紅》被美國全國影評人協會和紐約影評人協會選為年度最佳外語片,還在奧斯卡上獲得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攝影三項提名,這對外國電影和外國電影人來說實屬罕見。

在法國,《紅》令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歐洲最重要的電影人」——阿涅斯·佩克語——的地位不可動搖,阿涅斯·佩克提出的三點理由是:

首先,他是中歐文化傳統的繼承者,這一文化傳統善於針對重要的存在主義命題——愛情和死亡、機遇和命運——提出疑問,將美學和知性反思結合一體。第二,他傳遞的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而非形式上的道德準則或意識形態,他對相對性和曖昧性有著敏銳的感覺,善於向觀眾提出有關當下的問題。最後,對他的作品的多層次讀解為我們帶來一種知性的喜悅——其心理學和道德層面上的細緻程度絕不亞於文學作品,除此以外,他的電影本身就有著一種罕有的感官愉悅。

基耶斯洛夫斯基沒能活到老得扔瓶子都困難的年紀,1996年3月13日,在一家華沙醫院接受並非急需的心臟手術後,他去世了。勞累的他之前已經退休,但還在洛茲電影學院和卡托維茲電影學院任教,他比自己三部曲中的人物多走了一步:他從這可見的世界抽身而去,留下身後鬼魂般的印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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