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節：三色：紅(6)
巴納德學院的學生喬安娜·普萊森特在她未曾發表的手稿中將法官住的房子和攝影機本身聯繫了起來：「光線從它裡面射出，在某個已知的時間點，從某個已知的角度。」法官和基耶斯洛夫斯基都在提醒我們，對光線要有更深的認識，這不僅僅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在看電影，更促使我們質疑「光明」究竟來自何方。這裡的「光明」既指字面意義上的，也指引申意義上的。和貝托魯奇的《隨波逐流的人》一樣——特蘭蒂尼昂在其中扮演生活在1930年代義大利的法西斯殺手馬切羅——令事物變得清晰，這是光線的作用之一：我們能看到什麼，取決於它如何被照亮，就像該片中的教授用打開窗戶去掉影子的做法，形象的替馬切羅解釋柏拉圖所謂的「洞穴神話」（譯註：來自柏拉圖作品《理想國》的洞穴神話，說的是在一個洞穴里，有一群手被反綁的人，他們從來只面向洞壁，看到的只有呈現在洞壁的一些影子，但對此已習以為常。有一天，其中一個人出於好奇心掙脫繩索向後一看，原來洞外別有洞天，他以前看到的居然只是「影子」，而洞壁上影子的本尊居然色彩繽紛，生意盎然。他迫不及待地回去告訴同伴，想引導他們也到美麗的新世界，沒想到卻被指為妖言惑眾，他甚至為此犧牲了生命）。（皮奧特·索伯欽斯基曾說過，拍《隨波逐流的人》的著名攝影師維托里奧·斯托拉羅對他的作品有很大影響，看來也並非巧合。）
《紅》和《隨波逐流的人》中，某些形象和顏色都有意識地反覆出現，目的是將兩個不同時間段聯繫在一起。在《紅》中，法官苦澀的過去因為奧古斯特混亂的現在而被引出——即使我們直到影片快結束時才發現這種關聯。正如珍妮特·馬斯林（Ja Maslin）在《紅》的影評中所寫的：「故事如同照片一樣，只在暗室中被洗印，故事只在回憶中，只在整個事情都已結束之後，才獲得鮮明的定義。」［3］只有在第二次觀看時，觀眾才會發現紅色是如何將人物、場景，或許還有不同的時間段，聯繫在一起的。奧古斯特帶著小狗上街時，一輛紅色的汽車險些撞到小狗。瓦倫蒂娜接米歇爾電話時，手裡拿的酸奶上印著紅櫻桃，她在咖啡店玩老虎機時也轉到了三枚紅櫻桃；電視機天線上的紅絲帶不僅與她之後穿的紅外套有關聯，也和奧古斯特的襯衫有關聯。她告訴米歇爾說自己想他，睡覺時都穿著他的夾克，夾克的紅色為她的口香糖廣告的廣告牌背景做了鋪墊。她手上紅色的狗血與紅色的狗皮帶，以及獸醫辦公室的牆壁顏色、夜色中她的汽車發出的燈光、她的保齡球的顏色都互相有關聯。保齡球館的座位是紅色的，舉行時裝表演的劇院里的座位也是。輪船票是紅色的，和法官作為餞行禮物送給瓦倫蒂娜的梨子酒的外包裝紙一樣紅。
第33節：三色：紅(7)
為何給紅色這樣的重要地位？影片一開始，閃爍的紅光意味著「停止」：電話無法接通，因為線路正忙。而交通信號燈里的紅色也意味著「停止」，於是我們大可將紅色與禁止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在影片中，法官必須停止監聽鄰居的行為，瓦倫蒂娜必須停止繼續容忍男友胡鬧。從這一角度來說，影片的結尾讀解起來也能產生更多共鳴：靜止的畫面將運動中的人物都給停了下來，或許這也預示著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即將停止導演工作。
伊蓮娜·雅各布在米拉麥克斯公司為影片在美國上映而準備的宣傳資料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她說瓦倫蒂娜和法官「在他們心裡臉紅，因為憤怒、羞愧和困惑而臉紅」。紅色是人體血液搏動的顏色，這種搏動不一定像別的影片中那樣與暴力或性有關，它代表的是一種節奏，就像是傳輸人類精神的電話線所具有的那種節奏一樣。棕色由紅色而生，也是索伯欽斯基眼中本片的主色調，同時也是本片整體結構的一部分。例如，奧古斯特公寓的第一個鏡頭裡有幅棕色的油畫，畫的是個芭蕾舞女演員。這種理想化的女性動態美在之後得以被「人體化」：舞蹈課上瓦倫蒂娜的背影完成了同樣的姿勢。相似的，瓦倫蒂娜身後誇張的紅色廣告牌將她的左面側影呈現出來，與輪船事故後她出現在電視上的方式一樣（也有一些紅色或棕色的東西出現在她背後）；她肩上搭著的灰色外套預示了她獲救後脖子上圍著的灰色毯子。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話來說：「命運已是預先註定：她的畫面早在災難發生前就已存在。或許真有命運，一種不得不重複它自己的畫面。這更多的是一種希臘神話而非宗教觀念。」［4］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構圖中，人物的形象也重複著自己：瓦倫蒂娜去法官家，她被映射在兩面鏡子中；在她第二次去他家時，她又被映射在他的玻璃框中。這種視覺上的層次感在第一次時裝表演結束後顯得更加令人難忘，我們看見疲憊的瓦倫蒂娜坐在自己的車裡：攝影機不僅位於擋風玻璃之外——包括反射出來的光線——而且還位於旅館的旋轉玻璃門後。這讓觀眾覺得有人正看著瓦倫蒂娜。難道她此時已經成為了法官的目標？
第34節：三色：紅(8)
也就是在這時候，瓦倫蒂娜在開車回家途中撞到了麗塔。她當時正在撥弄車上的收音機，收音機的失真噪音打斷了原本播放著的美妙旋律（普賴斯納的主題曲，在時裝表演時首次出現，此刻再次以從故事情節中而來的方式出現）。這讓她分了心，並因此撞到了小狗。既然在本片中聲音屬於法官的控制領域，所以回過頭看，我們不由覺得他似乎是這起車禍冥冥中的製造者。
他和音樂的聯繫還以一種細微但卻調皮的方式存在。他在一張唱片封套上留下了給瓦倫蒂娜付獸醫的錢：當瓦倫蒂娜把錢拿起來時，我們看見封面上有個戴著宮廷假髮的男人，還有「邁耶」的字樣。後來，她在唱片店用耳機聽范登布登邁耶爾的作品，她身後，奧古斯特和卡琳也正在欣賞同一張唱片。瓦倫蒂娜想買這張唱片，但奧古斯特他們剛把最後一張買走了。CD封套上的畫面和法官家那張唱片上的一樣。（對熟悉《十誡，九》的觀眾來說，這正是年輕的奧拉在接受心臟手術前唱的那段音樂。而且，彷彿是覺得這麼和觀眾打招呼還顯不夠，普賴斯納又在瓦倫蒂娜離開唱片店時加入了幾個《白》中的探戈音符。）
法官和奧古斯特都是范登布登邁耶爾的樂迷這一點並不讓人感到驚訝，畢竟，兩人早就有著穿吊褲帶、養狗等共同點。他們的對應關係有時會顯得滑稽：卡琳給了奧古斯特一支新鋼筆，法官卻必須用鉛筆寫自首信，因為他的鋼筆已經沒墨水了。這種代表性無能的比喻也可以和他的汽車的電池已經耗盡（他為去看時裝表演裝了個新電池），他平時拄拐杖走路，當瓦倫蒂娜拒絕喝茶時他故意把茶壺裡的水潑在地上等細節聯繫在一起。用斯圖爾特·克拉萬斯的精闢觀點來看：「這是多麼招搖的慾望啊！但這性無能的聲明又是多麼明顯！他是多麼傲慢，但同時又是多麼絕望！」［5］作為一個通過耳朵來「偷窺」的人，法官只能間接地監視與控制別人。
法官在全片中始終讓人感覺是如此的真實，以至於我們會懷疑奧古斯特這個人物是否有他自己真實的存在，抑或僅僅只是法官的替身。按照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說法，他們倆是彼此的映射：
第35節：三色：紅(9)
《紅》的主題是條件式的……如果法官晚出生四十年的話會發生什麼……如果我們能回到二十歲那該有多好。我們會做出多少更好、更聰明的事！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拍了這部電影——或許我們的生活本可以過得更好。［6］
事實上，在《紅》中有一種起補償作用的「看」：如果說瓦倫蒂娜看見的鄰居投入法官家的石頭共有六塊，那三部曲中則共有六位主人公最後在海難中獲救。（原本可能會死去的麗塔最終生下七條小狗，這正是全部倖存者的人數。）［7］瓦倫蒂娜在咖啡店裡玩老虎機贏到了錢，那是為了補償她在報上看見自己吸毒的弟弟的照片。當奧古斯特急於找到卡琳時，老虎機上三個櫻桃的畫面被穿插進來：我們心想，他即將要失去什麼了。他親眼目睹的出軌行徑不僅將他與法官聯繫在一起，還將他與三部曲中另兩位主人公聯繫在了一起：在《藍》中，朱麗發現丈夫有個情婦；在《白》中，多米尼克在卡洛打來電話時向他炫耀自己的情人。但是，朱麗最終將自己的住處和姓氏都給了桑德麗娜，而多米尼克則寧可選擇孤苦的牢獄生活也不願失去他和他的愛。［8］
三部電影最後的那個鏡頭都表現齣劇中人面對孤獨和絕望時，好不容易獲得的勝利。三個鏡頭中都出現了窗戶：朱麗站在窗後，多米尼克從鐵窗後向外看，法官也出現在碎裂的窗戶後（這是劇本中原來沒有的）。臉上的淚水表明他終於又有了哭泣的能力——和另兩部影片結尾時的朱麗、卡洛一樣。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將這些人物從輪船遇難中救出來之前，他們已經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贖。一個風格化的細節將三部曲的結尾與《十誡》的開始也聯繫在了一起，顯現出基氏電影世界的統一性。這個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