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三色:紅(1~5)

第27節:三色:紅(1)

三 三色:紅

如果博愛可以被定義為與某人的鄰居關係親密,《紅》肯定是一部有關博愛的聯繫的電影:在這個經由基耶斯洛夫斯基具有嘲諷意味的詮釋的故事中,主角是個偷聽鄰居電話的退休法官(讓-路易·特蘭蒂尼昂飾演)。但《紅》的故事核心說的還是頑固的法官和青春靚麗的女模特、日內瓦大學的大學生瓦倫蒂娜(伊蓮娜·雅各布飾演)間不斷發展的紐帶。在今天的社會中,男人和女人間是否還可能存在著友情?或許能,至少在這個由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彼埃西維奇共同撰寫的,承載深刻人道主義的故事中,答案是「能」。

皮奧特·索伯欽斯基(他也是《十誡,三》《十誡,九》的攝影師,後來還在美國獲得成功,拍攝了諸如朗·霍華德的《贖金風暴》、羅伯特·本頓的《黎明時分》等影片)的攝影是本片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紅》正是通過內在的呼應和平行關係來建立全片結構的。它用複雜的映射代替線性結構,再用反覆出現的一些意象不時加以強調——包括電話、汽車、閃爍的光芒、紅色的液體——既暗示接觸的渴望,又暗示對這種親密接觸的恐懼。普賴斯納寫的波萊羅舞曲在聽覺上也帶來了完美的補充:旋律抒情的主題段落被不斷發展和重複,旋律本身的結構也表現出《紅》不斷累積的共鳴特性。

從影片一開始,瓦倫蒂娜和鄰居奧古斯特(讓-皮埃爾·洛里[Jean-Pierre Lorit]飾演)就幾乎遇上——但始終還是差了一點——即使鏡頭經常為觀眾將兩人聯繫在一起。熱情、開朗的瓦倫蒂娜有個總不露面的男友,他始終只是長途電話那頭醋意十足的男聲。另一方面,奧古斯特有個女友卡琳(弗雷德麗克·費德[Frederique Feder]飾演),他即將參加法官資格考。瓦倫蒂娜開車時不小心壓了條小狗「麗塔」,她把受傷的小狗放進車裡,載它去找主人,那位退休的法官。但他對小狗顯得很冷淡,瓦倫蒂娜只好把麗塔帶回自己家照顧。

第28節:三色:紅(2)

康復後的麗塔又跑回了主人家,瓦倫蒂娜也跟了過來:她氣憤並且震驚地發現了法官的監聽設備,而這顯然是他故意留給她看的。她哭了,法官給受害的鄰居以及警方寫信,告發了自己。

雖然他的名字並沒出現在片尾字幕中,但他作為被告出現在法庭上時,我們聽見法庭稱呼本案被告為「約瑟夫·科恩」(瓦倫蒂娜和奧古斯特住處附近的咖啡店店名便是「約瑟夫家」,這顯然不僅是巧合)。瓦倫蒂娜在報上讀到了這件隱私侵犯案件,她匆忙跑去法官家,想告訴他並非自己告的密。和《維洛尼卡的雙重生命》中的亞歷山大一樣,他告訴瓦倫蒂娜是他自己揭發了自己,目的就是為了看看她接下來會怎麼做。隨後,兩人的談話重新確立起他們之間的和睦關係,法官順勢鼓勵她去英國旅行時搭乘輪船。他是因為偷聽過奧古斯特的電話,才知道後者也會上同一艘船嗎?至少他確實知道,已經另有新歡的卡琳也會搭乘這一班船。奧古斯特考場得意,情場失意。(他偷偷爬上卡琳的窗戶,看見她與別人做愛,他和《愛情短片》中的托梅克、《十誡,九》中的羅曼、《白》中的卡洛一樣:越害怕什麼就越偷看什麼。)

瓦倫蒂娜要在時裝發布會上走秀,法官接受了她的邀請,表演結束後兩人在無人的舞台上坦誠交流。原本,他是了解所有人的故事的那個,現在,她開始猜測他自己的故事。瓦倫蒂娜講述著法官的過去,我們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他和現在的奧古斯特之間的相似度:法官年輕時也曾被比自己年長兩歲的金髮女子拋棄。之前一場戲裡,奧古斯特的書掉在地上,翻開的那頁上寫著的問題,恰恰是他之後考試時遇到的,而多年之前,法官也遇到相同的事,書落在地上,翻開的那頁上正好寫著第二天他將被問及的問題。法官平靜地告訴瓦倫蒂娜:「或許你就是我沒能遇上的那個女子。」

最終,奧古斯特在影片最後一場戲中遇見了她:法官看著電視里的新聞報道,輪船遭遇海難,只剩下少數幾名倖存者,奧古斯特和瓦倫蒂娜出現在同一格畫面中。其餘倖存者還包括《藍》中的朱麗和奧利維耶以及《白》中的卡洛和多米尼克。三部曲的故事從開始到結束正好過了一年:因為新聞里提到了一年前去世的作曲家帕特里斯。

第29節:三色:紅(3)

《紅》開場的片頭字幕一段也延續了《藍》《白》的風格,從主題和風格上為整部影片打下基調。聲音再次先於畫面出現,我們聽見一陣隆隆聲,隨後發現那同樣來自某種機械:《藍》片頭的機械是車輪,《白》里是傳輸帶,而在《紅》中發出聲音的則是被手指撥動的電話。(仔細看,我們可以發現電話機旁的照片里正是瓦倫蒂娜,打電話的是她男友米歇爾。我們先是聽見雨聲,然後聽見米歇爾說:「典型的英國天氣,傾盆大雨。」)接下來,攝影機鏡頭開始了一連串興奮的連續運動,它先是忽然左移,一路跟隨電話線,然後進入管線:它在水下穿梭,我們聽見失真的聲音和話語,這正是人類精神在1990年代所必須經過的技術通路。圓形的燈光閃爍,伴隨著嘟嘟聲:忙音。然後是重撥,這次電話接通了。「重撥」可以被拿來當作《紅》的副標題:老法官獲得人生的第二次機會,通過瓦倫蒂娜找回自己迷失的人性;瓦倫蒂娜也獲得人生的第二次機會——無論是拜命運、上帝,抑或魔術師般的法官所賜——她倖免于海難,然後與作為法官的年輕版本的奧古斯特一同獲得「重生」。

《紅》一開場便引出了影片的多個關鍵元素,從電話(或者說監聽)到無所不在的攝影機,從縱橫交錯的電線(或者說迷失的聯繫)到機遇。對法官來說,電話機就像是收音機,更多地被用來收聽而非對著它講話。他和瓦倫蒂娜從沒給對方打過電話,她來他家見他,他則在收到請帖後專程去看她的演出。對於家裡沒有電話答錄機的奧古斯特來說,電話總是造成麻煩:他在關鍵時刻錯過了卡琳的電話,再打回去時又遇到忙音。對卡琳來說,電話則是她的生活工具,她通過電話為顧客提供各地氣象信息。對瓦倫蒂娜來說,電話是挫折感的源泉:每次米歇爾打電話來,他都會就她上一次為何不接電話而斥責一番。事實上,這位吃醋的男友似乎一直在監視著她,他能感覺到瓦倫蒂娜本可以早點拿起電話。

第30節:三色:紅(4)

由於觀眾接觸《紅》首先是通過瓦倫蒂娜和她未露面的男友在電話上的對話,我們相對米歇爾的關係也就和法官相對所有人的關係一樣——偷聽。但是,偷聽的人絕非只有我們:法官挑戰瓦倫蒂娜,問她是否敢去鄰居家告訴那個已婚的男人,他和他的同性情人的對話被法官偷聽到了;瓦倫蒂娜去了,卻發現那男人的女兒正在另一個分機上偷聽他父親的電話。

優雅、深思熟慮的鏡頭運動,暗示著一種善意的監視。和法官一樣,鏡頭似乎能同時看到每個人物的行為。例如,在瓦倫蒂娜抓起電話前,鏡頭中出現了奧古斯特,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他也在打電話——比劇本中安排的來得早——還在電話里來了個迅速而又神秘的吻。電話鈴聲將畫面帶出他的房間——途經「約瑟夫家」咖啡店的紅色頂棚——從窗戶進入瓦倫蒂娜的房間。攝影機等待著女主角入畫:我們聽見她留在答錄機上的聲音,而紅色搖椅的晃動則暗示她之前還在。(當她跑進畫面抓起電話時,觀眾和打電話來的人一樣,感覺鬆了一口氣。)攝影機有著屬於它自己的全知生命,例如在瓦倫蒂娜離開後,攝影機又彷彿自動般地轉回到法官身上。或者是在保齡球球道上,它不僅跟隨著一隻即將推倒球瓶的保齡球,還從瓦倫蒂娜身上向左移,拍到一隻碎裂的杯子,以及一包被捏皺的萬寶路。我們已經知道抽萬寶路的奧古斯特原本約好和卡琳在保齡球館見面,上述的鏡頭運動間接地告訴我們,卡琳不會來了。(碎裂的玻璃杯也在視覺上呼應了瓦倫蒂娜和法官最後那場對手戲中,她手中捏碎的咖啡杯。)當法官向瓦倫蒂娜描述自己是如何給鄰居們寫信時,攝影機再次向左移動——無聲無息、充滿自我意識、目的曖昧——直至另一間屋裡的玻璃瓶,然後才又移回。兩人在劇院最後一次見面時,法官告訴瓦倫蒂娜,自己的書從二樓落下,翻開的那頁上正巧有著之後考試時會出現的考題,此時,攝影機也彷彿本能地向下斜移,好像是在模仿書本的掉落。[1]

第31節:三色:紅(5)

書本正好翻開到這一頁,這是否是碰巧?奧古斯特的書也同樣落下,同樣恰好翻開到有著他日後所遇考題的那頁,這又是否是碰巧?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充滿交集的詩意世界中,或許不是。瓦倫蒂娜問米歇爾,如果當初她沒有走出去休息一會兒的話,他倆是否還有可能會遇上。後來,她走進咖啡店,和平日里一樣玩上一盤老虎機遊戲。法官讓她聽了段奧古斯特和卡琳間的對話,他們用擲硬幣來決定是否去打保齡:卡琳和法官同時拋出硬幣,都是反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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