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大公報》著名記者王芸生到日本遊歷之後，對國人發出警告說：「今天中國是戰勝國，卻並不強；日本是戰敗了，但到它國內看看，儘管困窮，儘管殘破，但無形之中總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氣。」
作為一名優秀的日本問題專家，王芸生將中日兩國的現狀作了一番切實的比較：「凌空觀察，投降之初，日本人對中國有一種模糊的欽崇，以為中國畢竟是了不起的大國，八年戰
爭不屈，終使日本失敗了。時間過了一年多，聽聽中國國內還陷於戰亂，看看在日本的中國人的地位之無足輕重，又輕視中國人了。」對於日本人看待中國的態度的變化，中國人自己是否應當引起某種警覺和思索呢？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都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或民族的禍福命運。而順逆成敗，則又取決於這個國家或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一百多年來，中國對近代化的適應能力一直落後於日本。半個多世紀之後，王芸生早已去世，但他對中日兩國發展軌跡的預言卻不幸成為了現實。
法國人施賴貝爾也有相似的預言：「寂靜的黑夜籠罩著日本，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沒有落到如此徹底的失敗。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將從這堆灰燼之中，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這一天留給它的一切中獲得新生的話，那將是另一個日本。」戰後的日本在一片廢墟上發奮圖強，抓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全球技術革命和經濟轉型的機遇，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重新進入全球最發達國家的行列。而中國卻飽經戰亂和政治運動之苦，在抗戰勝利之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才開始遲到的改革開放。此時，中國已被日本遠遠地拋到了身後。
日本的領土面積為三十七萬平方公里，只有中國的二十六分之一，還沒有黑龍江省大。日本的國土中百分之六十為山地，自然資源極度缺乏，地震、颱風、火山、海嘯等自然災害極為頻繁。然而，在二戰中慘敗的日本，不僅沒有陷入長期的窮困，反倒在短短二十多年時間裡就崛起為經濟和科技大國。
從古代以來，日本人就一直以「追趕、超越」的精神來對待比自己先進的文明形態。在古代，日本把中國當作老師；在近代，日本把荷蘭當作老師；在現代，日本把美國當作老師。這是一個善於使用「拿來主義」的民族。
日本在「國際交通安全學會」發表的「社會速度指標化」中公布，世界上步行速度最快的是日本人，其中大阪人又居世界第一位，每秒一點六七米；東京人第二，每秒一點五六米。與之相比，巴黎人不過每秒一點四六米。步行速度極具象徵意義，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日本人顯然不僅僅是步行的速度很快。
一九五二年，美國結束了對日本的佔領，日本成為獨立國家。當時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比屬於發展中國家的智利和馬來西亞還要低。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就已經超過了古羅馬的後裔義大利；一九五八年，日本又超過了明治維新時期學習過的榜樣——歐洲兩大強國英國和法國；一九六九年，日本再次超過了曾經發明生產流水線而震撼世界的工業強國德國，真正成為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國家。不久，日本即取得了國內生產總值五萬億美元的驚人成就。這一發展速度確實是一日千里。
今天，日本擁有世界一流的製造技術，科研投入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的豐田、本田、三菱、索尼、東芝、佳能等跨國企業，無論在科研水平還是在管理運營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日本已經在汽車和鋼鐵生產領域超過了自己的良師美國。日本擁有的外匯儲備高達三千六百多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是僅次於美國、歐洲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之內，這一地位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撼動。
中日兩國的經貿極具互補性。從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恢複以來，中日兩國的經貿聯繫日益緊密。
中日貿易額從一九七九年時不足七十億美元，到二零零二年已經達到了一千零一十九億美元。對於中國來說，日本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就是第一大貿易夥伴，中日貿易在對外貿易中佔四分之一的比重，日本還是重要的資金來源國；對於日本來說，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和主要出口市場之一，中國還是重要的對外投資國。近十年以來，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已達兩萬三千多個，實際使用金額四百億美元。
日本的一千家大公司中，已經有四百二十家將生產基地搬到中國。據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對世界三十一個國家進行「全世界商業成本比較」調查表明，中國排在第二十八位，接近於成本最低的國家。據日本貿易振興會二零零一年版的《投資白皮書》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五點五的會員企業認為：「中國是海外投資的理想國。」許多製造業計畫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將其生產能力的一半轉移到中國。
日本還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該貸款屬政府開發援助性質。截至二零零二年底，日本累計向中國承諾政府貸款兩萬九千五百零四點八九億日元，項目達一百九十九個。中國共接受日本無償援助累計一千兩百七十九點七二億日元，用於一百一十九個項目的建設。日元確實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基礎建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今天，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家中沒有中國製造的服裝和玩具的日本城市居民家庭，我們也很難找到一個家中沒有日本製造的日用電器的中國城市居民家庭。在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今天，中日兩國都無法忽視對方的存在。
中國大陸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廣闊的市場空間，以及每年平均百分之八左右的增長，都為日本企業提供了一個前程似錦的運轉舞台。前日本貿易振興會理事長白田山認為：「不應
當把中國大陸的發展看成威脅，應該把中國大陸的繁榮與發展看作是日本自己的繁榮發展，因為中國大陸的發展也會給我們帶來利益。」
中日經貿關係的良性發展，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而且進一步推動了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反過來，經濟的共同繁榮又成為聯結中日關係的紐帶，並成為東亞地區穩定、發展的基礎。
然而，中日兩國之間僅有經貿的合作是不夠的。多年來，中日兩國在政治上異常冷淡，兩國國民之間也遠未達成起碼的理解和友好。中日兩國要成為親密的盟友關係，還要克服很多障礙、還要越過很多鴻溝。
據《中國青年報》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中國的被調查者中，認為日本「壞」和「特別壞」的中國人高達百分之四十二。而日本首相府外交輿論調查則表明，對中國有親切感的日本國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曾經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了一九九六年跌至百分之四十五以下。一九九七年，對中國人沒有親切感的人數第一次超過了有親切感的人數。
上述調查無可迴避地表明：中日兩國甚至在多數普通國民的層面上，已經形成了互相厭惡的情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要為和平、友好而真誠祈禱，我們更要為和平、友好創建牢固的根基。
居家過日子，要是鄰居令人厭惡和畏懼，如果無法讓他走開，那麼最多我們自己搬家走開就是了。然而，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居，即便誰都不認為對方是個讓人喜愛的芳鄰，卻註定了誰都無法讓對方搬走，自己也無法走開了事。因此，無論是厭惡也好、喜愛也罷，中日兩國都無法迴避、漠視對方，無法在與對方打交道時一廂情願地自說自話。
既然我們無法迴避日本的存在，就應當了解和研究這個與我們有著上千年複雜糾葛和恩怨情仇的鄰居。對於中國來說，或許最應該、最重要、也是最好的選擇，莫過於客觀地了解、研究和認識對方，理性地把握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辱罵、仇恨和敵視，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倒會對我們自身造成重大的傷害。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寫過《菊花與刀》、，歐洲作家小泉八雲寫過《日本與日本人》、韓國教授李御寧寫過《日本人的縮小意識》，它們都成為外國人研究日本的經典著作。而作為近鄰和戰爭受害者的中國人，迄今為止卻沒有寫出一本舉世公認的研究日本的巨著來。
相反，日本學術界對中國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現代中國，無論是文學、政治還是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竹內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溝口雄三、安丸良夫等日本學者，都取得了讓我們本國學者汗顏的卓越成就。
曾經拍攝過電影《鬼子來了》的導演姜文說過：「我對日本民族本身並不反感，但對他們的做法感到憤怒。我們要小心他們，更要研究他們。」
我們一方面恐懼日本的野心，另一方面卻羨慕日本的財富。我們一聽見日本侮辱中國的事件就情緒激昂，一看見日本價廉物美的商品就眼紅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