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寫過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時代曾參加過侵華戰爭。這個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幾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愛好。
後來，人們才知道，老人對牡丹花的喜愛與他早年的戰爭經歷有關，在老人的眼睛裡，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徵著一名當年被他所殺害的美麗的中國姑娘。一大片牡丹花叢，就是他屠殺的一群中國少女。這個老兵絲毫不為當年的殺戮感到悔恨，相反卻把昔日的暴行審美化了。他覺得，那是他的驕傲，那是他的特權。
就是這樣一個變態的殺人魔王，在信仰軍國主義的三島由紀夫筆下，成了一個享受著審美愉悅的藝術大師。縱觀人類數千個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這種「化醜陋為美麗」、「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
當三島由紀夫重建一個軍國主義的日本的夢想破滅之後，他選擇了自殺，他企圖以生命來「喚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與他的作品一起成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鮮活見證。
日本人看待歷史，有一種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視角。把對自己有利的一面無限誇大，而把對自己不利的一面盡量縮小。他們堅持用顯微鏡去看待別人的缺點，卻在自己的錯誤前面固執地閉上了眼睛。
《安妮日記》是猶太少女安妮在被納粹殺害之前寫下的一本真實的日記。這本書讓全世界的心靈都為之而震撼，讓人們思索什麼是生命、什麼是和平、什麼是正義。《安妮日記》在全球的銷量，日本僅次於美國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說，《安妮日記》的讀者中，日本人的數量僅次於美國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大部分的日本讀者，並不是把這本書作為猶太人問題來閱讀，而作為一個因戰爭而被害的天真無邪、純潔的少女的象徵。在閱讀的時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種角色的轉變——他們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樣的戰爭的受害者。
於是，作為戰爭挑動者和實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到過異國的土地上去殺害和奴役平民，他們似乎從來沒有給他國的人民帶去過死亡和血淚。恰恰相反，他們僅僅是廣島和長崎的受害者，他們固守著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識。
於是，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見了，只剩下作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為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見了，只剩下沉醉在美麗的牡丹中的種花老人；創造將強姦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婦制度」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在天皇英明領導下的「經濟強國」。他們像頑童一樣，在肆意地破壞之後，卻不承認自己做錯了事。
日軍的暴行呈現出了一種虐待狂和破壞狂的特徵，這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湖南常德親眼目睹了日軍的暴行，他在給《時代》周刊寫的報道中描述說：「人們會問，日本農民在國內時視糧食為珍寶，十分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但為什麼到了中國後，他們不僅掠奪中國農民的大米，而且朝著運不走的糧食大小便?人們會問，是什麼原因，使得日本兵在進入孤兒院後，偷走孤兒的被褥，並不嫌其煩從樓下的院內搬來大塊石頭，將一所職業學校的紡織機械砸得粉碎?他們闖入學校，向牆上猛摔墨水瓶，從中又得到了什麼樂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實際上大概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尖銳的問題。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滲透到了日本軍人這些匪夷所思的「樂趣」之中。
日本的歷史是一部殺戮不斷、硝煙瀰漫的歷史。經過幾百年的血腥內戰、八百年的軍事統治以及近代以來的對外擴張之後，軍事生活形態已經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對許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戰爭，戰爭就是生活。戰略思想和戰鬥手法，是數百年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對中國古代典籍《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等的關注和研究，遠遠超過了中國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論政治、經濟、商業、工業等各方面，日本依然處在戰爭思維和權謀觀念的應用範圍之內。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種源遠流長的「集團主義」，既能把個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個人的責任縮小。當日本人在戰爭中殺人、強姦的時候，不僅不會有罪惡感，還會因為自己的表現比別人出色而充滿自豪感。同時，因為是集團行為，既有「上級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樣」，這就形成了一種「無責任集團」，幹壞事的時候沒有犯罪感，幹完之後也沒有責任感。
日本學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一書中分析說：「在十五年戰爭中，作為個人，日本沒有一個戰爭責任者，即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不是由領導人承擔。所謂『一億總懺悔』，就是說無論是香煙鋪的老闆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就是等於零，即變得沒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幾乎等同於沒有責任。」
日本國民固然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認日本國民也是軍國主義的支持者。他們不是「無辜者」和「無所事事的旁觀者」。軍國主義的土壤從何而來？如果整個民族不被一種拓展生存空間的觀念所激動，不被大和民族天生優越的幻覺所麻醉，軍國主義怎能如此迅速地開動戰爭機器呢？
這不是簡簡單單地說一句「我們受到了欺騙」就能夠讓人信服的。
在日本，從甲級戰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的罪過。同樣是十惡不赦的戰爭罪犯，德國的漢斯·弗蘭克在紐倫堡就刑前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而日本的東條英機卻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萬歲！」為什麼會有這種根本性的差別呢？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談到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差別。罪感文化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恥感文化則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在以日本為代表的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文化中，對犯罪行為，人們感到的僅僅是懊惱。而且，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惱。他們認為坦白和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在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
對於德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認罪和懺悔，並因此而重獲新生；對於日本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通過懺悔獲得寬容，而是遮住罪過以免在世界面前丟臉。在德國公眾心目中，二戰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慘劇，而不是盟軍對柏林的轟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殺和重慶大轟炸。
同樣是犯下了嚴重的戰爭罪行，德國人不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歐美民眾，不僅深切懺悔，而且有著對人性的懷疑和擔當。但是日本人卻沒有懺悔和倫理責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在精神層面卻依然空洞而單薄。
要日本人承認錯誤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最擅長把錯誤推諉給別人。日本人為什麼如此喜愛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們很重視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論述說：「日本人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因此，他們寧願用一百個錯誤來遮蓋一個錯誤，而不願誠心誠意地承認和改正這個錯誤。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權力，並不擇手段地去獲取權力。明治時期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指出：「有史以來，日本武士就遵循著本國人與人之間的規矩準則，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從不以對人的屈從為恥，這和西洋人愛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維護自己的權利相比，有顯著的差別。」
這種特有的「恥感文化」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將「不懺悔主義」推向了極端。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論述說：「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輝，在其生母的制度業已死亡之後卻還活著，現在還在照耀著我們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軍閥悍然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內在動力之一。幾百年來，日本的軍事統治透過武士階級升華到一種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並徹底融入國家的主流價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與日本武士階層的形成互為表裡。日本武士視殺人為友誼，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殺者的頭顱；日本武士視殺人為權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後可以殺死對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視殺人為職業，武士拔刀之後必須殺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戰鬥到底或者自殺才能保全名譽。萬一被俘，就會名譽掃地，即使活著，他也是一個「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還要糟糕。
一名侵華老兵曾說過：「日本武士道是極崇高的、極其偉大、是高深莫測的。在武士道之名刀發出的正宗的鋒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