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廣州虎門，站立著一尊威武不能屈的林則徐塑像。被譽為近代中國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晚清重臣林則徐，在這藍天白雲之下，閑看月圓月缺，靜聽潮起潮落，
在日本浦賀的街頭，也站立著一尊威風凜凜的塑像。奇怪的是，他不是亞洲人的相貌，反倒是一個高鼻、凹眼、捲髮的西方人。他就是美國海軍將軍佩里，是第一個用艦隊叩開日本國門的、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十九世紀中期，是遠東局勢激變的時代，中日同為遭受西方列強凌辱的弱國，共同面臨新的危機，處境相若，利害相近，回應辦法卻有天壤之別。
一百多年後，中國人牢牢記住了鴉片戰爭中的民族英雄林則徐，而日本人卻牢牢記住了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異邦人佩里。
這兩尊截然不同的塑像，留給後人幾多的悲喜，幾多的思考。
這兩尊迥然不同的塑像，背後其實已經隱藏了中日兩國近代歷史的歧路。
一種偉大的文化形式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創造的智慧，二是收容的能力。數千年以來，中國文化雖然以創造為主，也吸收了不少外來的成分，所謂「有容乃大」。在輝煌的治世，中國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吸取其他文化的優長，中國人也以開放的心胸應對其他文明的挑戰；而在衰微的末世，中國文化則以嚴重的惰性拒絕與外來文化平等對話，中國人也以保守的姿態驚恐地注視著強敵的來臨。
元明以後的中國文化，逐步進入了靜止的狀態。近代之前，華夏文化沒有遭遇過真正具有顛覆性的挑戰，即便是奪取了中央政權的異族統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漢族文化的同化。久而久之，中國人的自信心膨脹為自大感，以為華夏文化至高至善，只要堅守不渝、墨守成規，就可以戰勝強敵。
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在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上如同春蠶化蝶，一日千里。在政治上，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相繼興起，如英國的議會政治和內閣制度的確立，美國的獨立革命，法國的大革命，自由和人權的觀念在歐洲、美洲生根發芽；在科學技術上，自牛頓之後種種重大發明都在這個時期出現，生產技術隨之改進，工業革命更是空前的大事，影響了整個人類的生活。
而中國、日本、印度等東方國家，卻繼續維持閉關鎖國的政策，對國際大勢的變化一無所知。無論是中國的滿清統治者還是掌握著日本政權的幕府首腦，都在國內實行嚴厲的思想控制和專制統治，剝奪民眾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被禁錮於考據學的範疇之內，與實際生活脫節，普通民眾更是喪失了創造力和想像力。
一八零八年，英國軍艦闖入日本長崎，負責長崎地區軍政事務的佐賀藩沒有能夠及時制止，長崎地方官員松平康英因此引咎自殺。這一事件發生之後，掌握日本統治權力的德川幕府命令加緊海防。此後數十年間，英、美捕鯨船不斷出沒日本近海，外強中乾的幕府頒布了「外國船驅逐令」。
一八四零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給日本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此之前，日本文化階層和普通民眾心目中，中國一直是天朝大國的形象。如今，中國在船堅炮利的西方面前居然不堪一擊，這令日本聯想起自己岌岌可危的處境來。於是，幕府開始聘請軍事專家高島秋帆製造槍炮、改革兵制，以應對時局變化。
一八四八年，美國在與西班牙的戰爭中大獲全勝，由此美國決心向太平洋擴張，使用武力逼迫日本開放港口。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美國總統費爾摩派遣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遠赴日本交涉。一八五三年六月三日，四艘漆成黑色的軍艦駛進日本江戶灣浦賀港。佩里要求幕府接受美國總統國書，並威脅說：「若不受理，艦隊就開進江戶與將軍直接談判，否則萬一開戰，美國必勝，那時可執白旗來見。」隨即給使者兩面白旗。幕府被迫收下美國國書，約以明年答覆。佩里率艦隊示威，並測量江戶灣後離開。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劃時代的「黑船事件」。
一八五四年一月，佩里率軍艦七艘再度駛進江戶灣。幕府不得不與美國簽訂了《美日親善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伊豆下田和北海道函館兩個港口，美國在兩港口設領事，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日本的國門從此被打開。
此後不久，英國、俄國、荷蘭等國也與日本簽訂了類似的條約。
這樣，晚於中國十多年之後，日本也被迫走進近代國際政治，並陷入西方列強無所不在的羅網之中。
在被迫門戶開放之前，日本像中國一樣閉關鎖國，僅僅在長崎的出島一處，允許少數荷蘭商人從事貿易活動。雖然日本官方禁止平民與居住在出島的荷蘭人有任何接觸，但日本人還是勤奮地尋找他們所能得到的零零碎碎的西方學問。他們努力學習荷蘭語，吃力地翻譯有關醫學、數學和航海技術的文章。他們鑽研並利用耶穌會傳教士為中國人翻譯成中文的歐洲科學教科書。日本人用這種方式零散而準確地把他們對西方科學的理解拼接在一起。
這就是日本尋求西學的先聲——把荷蘭當作老師的「蘭學」。可以說，「蘭學」的肇始直接為明治維新提供了思想資源。從此，「蘭學」取代「漢學」，成為日本知識分子學習歐洲先進文化的一扇窗口。
在明治維新前夕，幕府政權已經積極地向西方學習。在面對外部挑戰時，日本統治者比滿清統治者表現出了更強的適應和進取性，而日本普通民眾的應對也是敏捷而堅定的。
一八五五年和一八五七年，在幕府的主動請求下，荷蘭先後派遣海軍軍官佩爾斯雷根與軍醫鮑姆培赴日，幫助日本人開設海軍講習所與軍醫講習班。一八五五年，幕府還設立了洋學所。洋學所的興盛，使日本很快湧現出一大批通曉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
幕府還從國外聘請大批技術專家，創辦了許多近代工業，如浦賀造船所、石川造船所和關口製造所等。以薩摩藩為首的各強藩也積極進行藩政改革，其重點就是整頓洋學設施、開展洋學教育、創辦近代工業。一八六六年，幕府不但准許國民出國學習或進行貿易，而且還與各藩一起，向英、美、法等國派遣留學生。
在日本明治維新前五年，中國近代化的先驅李鴻章就觀察到了日本政局的變化，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到：「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言語之中，充滿了對日本人善於學習、發奮圖強的敬佩之情。
日本人在闡述從幕府到明治時期的時代精神的時候，經常提及一段有關愛國志士坂本龍馬的故事。
儈垣直治是土佐的勤王黨成員，也是一位劍道高手。有一天，正當他腰插長刀得意洋洋地闊步於街頭時，恰巧遇到坂本龍馬，龍馬看到他的這副模樣說：「今後在室內亂打亂斗的情況會多起來，所以短刀要比長刀有用。」邊說邊把自己腰間的短刀給儈垣看。
儈垣想，說得有理。後去後立即換上短刀又去見龍馬。龍馬沒有說什麼，突然從懷裡掏處手槍，「叭」地開了一槍。手槍的威力讓儈垣大驚失色。
過了幾個月後的又一天，儈垣帶著手槍再次去見龍馬，這次龍馬微微一笑，卻從懷裡掏出一本書給儈垣看，並說：「那已經過時了，從現在開始，統治世界的是這個了！」那本書是《萬國公法》，是一本國際法方面的書。
這個小故事生動地說明了日本向西方的學習是比較全面的、毫無保留的。從科學技術到政法制度，從服裝曆法到生活方式，日本人都主動地拿來為我所用。
在中國，直到鴉片戰爭之後二十一年，滿清王朝才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儘管這個機構比近代國家通常設置的外交部小，但它標誌著中國統治者放棄原來那種自欺欺人的辦法——即把一切外交事務都交給「禮部」來處理，以維護這個國家只接受其他國家朝貢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在總理衙門之下，思想開明的恭親王奕訢設立了近代第一所外文學校——「同文館」。這一常識性的建議，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由《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提出。當時，魏源充滿憂患地指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而中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二十年之後，魏源已經被他的同胞所遺忘，而在日本知識界《海國圖志》卻成為人手一冊的經典著作。
在北京，外國使節覲見皇帝的問題多年來一直得不到解決。講究天朝面子和君臣關係的高官顯貴們，堅持「夷人」必須向至高無上的皇帝下跪。而這是經過近代文明浸染的西方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屈辱條件，他們在自己的國王面前也不會下跪，更不用說要向一個被他們打敗的老大帝國的皇帝下跪了。
而在日本，一八六八年初，明治天皇政府剛一成立，政教合一、地位尊崇的明治天皇就親自接見法、荷、英各國駐日公使。這在日本國內並沒有引發多大的波瀾。天皇遷到東京之後，於一八六九年又相繼接見義大利、法國、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