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
本書是余傑隨同大型電視記錄片《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攝製組訪問日本時寫下了一組訪問日記。在訪問日本這半個多月的時間裡，余傑先後訪問了十多個大中小城市，採訪了包括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二戰老兵、和平友好人士、大學教授、律師、記者以及普通民眾在內的近百人。如此深入而廣泛地接觸日本社會，即便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留學生和其他人士也難以做到。也許，它能為那些對日本及中日關係問題感興趣的朋友提供一點有益的參考。
一 歷史在這裡徘徊
日本，一個開滿美麗的櫻花的國度，一個將日常生活高度藝術化的國度。
日本，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居，曾經是中國文化最熱烈的崇拜者和學習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裝、建築、書法、圍棋和禪宗思想。
日本，東亞邊陲的一個群島之國，近代以來卻又用武力將中國逼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所遭受的苦難許多都與日本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歷史學家郭廷以認為：「兩千年來，中國施之於日本者甚厚，有造於日本者至大，百年來日本報之於中國者極酷，為禍中國者獨深。近代中國所遭受的創痛，雖然不能說全部來自於日本，但實際上以日本所給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亞洲最富裕的經濟大國，全球第三大經濟實體。它是中國對外關係和貿易中繞不開的一個關鍵環節。然而，跟我們同為黃種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讓我們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們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歐洲人和美國人還要困難。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頒獎典禮上用「曖昧的日本」這個詞語來形容日本近代以來的文明。這是一個經典的概括。在中國人的眼裡，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氣質上卻很遠，中國人觀察日本的時候總是顯得霧裡看花、撲朔迷離。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中日聯合聲明》，至此兩國真正結束了漫長的戰爭與敵對狀態，實現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雙方國民之間的不信任感並沒有隨著一紙聲明而全然消失。懷疑與猜忌，疏遠與蔑視，依然紮根於那場血與火的戰爭。
中國和日本，一個擁有資源，一個擁有技術；一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個是全球金融和製造業中心。兩國都對對方有著極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為要緊的是，無論中國，還是日本，又都是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國家。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關乎兩國的安危，也牽扯著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沒有一個人喜歡永遠躲在故紙堆中生活，也沒有一個民族願意永遠背著歷史的包袱蹣跚前行。歷史這本大書，總得不斷翻開新的一頁。很多中國人願意以最大的善意、寬容和諒解來看待中日之間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然而，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歷史，那充滿硝煙和血腥的歷史，似乎總是難於翻過去。
這一頁的歷史翻不過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國，而在日本。
當日本的法庭駁回中國戰爭受害者對日本政府的訴訟的時候，當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在釣魚島修建標誌性建築的時候，當日本的歷史學者宣稱南京大屠殺是虛構事件的時候，當日軍遺留的化學武器再次奪去中國百姓生命的時候，當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員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寬宏大量、與人為善的中國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齊聲譴責。我們不渲染仇恨，但要捍衛尊嚴；我們不尋求報復，但要還原歷史。因為我們痛苦地發現，那血跡斑斑的歷史如此深刻地聯繫著現實。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華日軍二戰期間遺棄的芥子毒氣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發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國平民受傷，一人死亡。對此事件，日本政府處理滯後，日本媒體表現冷漠，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怒與譴責。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完成了一項有關「八·四」毒氣泄漏事件對中國青年影響程度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百分之九十七點九的中國青年關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點二的中國青年由此對日印象變壞，百分之八十二點二的中國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謂的「慰問金」。
受調查者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對於一個拒不承認歷史的日本，我們肯定不會有什麼好印象。」
「『慰問金』總讓我想起『嗟來之食』，無論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儘快清除遺棄在我國的所有武器。」
「對於『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對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態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對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難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日關係進入一種「貿易熱、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來，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成為日本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二零零二年，兩國雙邊貿易額超過九百五十億美元。
同時，兩國也頻頻發生貿易爭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布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大蔥、香菇等農產品實行兩百天緊急進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實施反擊措施，對原產於日本的汽車、手機和空調加征百分之一百的關稅。這場非同尋常的貿易戰持續了半年多。
中日關係時刻觸動著兩國民眾敏感的神經，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也會被放大。影星趙薇身穿日本海軍軍旗圖案時裝事件，湖南廣播電台有聽眾冒充日本人發表辱華言論事件，豐田「霸道」越野車廣告事件，均引發了軒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國政府計畫修建從北京到上海的磁懸浮列車，並採用日方的先進技術。這一消息披露之後，中國民間人士在網路上進行了徵集百萬簽名反對的活動。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紀念日，數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體買春，激起了中國民間的憤怒聲討；十月二十九日，因為日本留學生在聯歡會上表演下流節目，引發了西北大學學生的遊行抗議活動。
正是因為歷史出現了斷裂和扭曲，中日兩國很難像法德等多次交戰的歐洲國家那樣「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為日本在現實中的種種惡劣行徑，使得中國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種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與人之間建立和諧友好關係的基礎；信任，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建立和平共處關係的前提。「遠親不如近鄰」，中日兩國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鄰。然而，二戰結束之
後六十年來，中日兩國的一般國民之間，依然沒有值得信賴的「朋友」的感覺。儘管《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已經簽署了二十多年，但兩國之間依然處於一種微妙的「後冷戰狀態」，兩國之間的「攜手共進」依舊遙遙無期。
中日兩個在實質上互不信任的國家，在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如何建立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國家關係，真正做到和平共處，這是兩國政府、知識界乃至民間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二零零二年，《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發表《對日關係新思維》一文，提出在中日關係上淡化歷史、展望未來的觀點。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導報》二零零二年中日關係十大新聞之一。
但是，日本方對中國學者的「新思維」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應。日方拒絕和談，而以武力解決釣魚島爭端；日方大幅削減對華貸款，以阻撓中國經濟的發展。寬恕沒有獲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沒有贏得日本的認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衛廳統合幕僚會議向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統一運用研究》的報告，建議整合海陸空的軍事力量，將自衛隊改為正規軍。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議員西村正悟鼓吹日本應當擁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國會通過《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法案》和《自衛隊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擁有了採取軍事行動的權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衛廳宣布，日本將修改《防衛大綱計畫》，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衛廳最重要的智囊機構日本防衛研究所發表二零零四年版的《東亞戰略概觀》，認為日本主動攻擊敵國的導彈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現實中玩火的人們，是因為他們沒有從歷史的苦難中汲取應有的教訓。在那場把人類推到毀滅邊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年之後，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呢？
日本曾經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創建於明治初年的靖國神社，多年來一直是日本至高無上的國家神社，國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動都在此舉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在美國佔領軍的主導下，日本進行民主改革，實行政教分離。神社成為民間的、獨立的宗教組織，但它依然被多數日本國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徵。
一個民族在特定的地點修建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