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去跟王朔有關。
四月下旬，有一天，我們文學部忽然來了一個奇怪的任務，讓我和一位老編輯帶領四個來廠實習的大學生到廠資料室翻文學雜誌，說是要給張藝謀提供小說線索，張藝謀需要一個城市題材的線索，最好是寫青年人的，六月份必須有頭緒。
在八十年代，有什麼事情比得上為張藝謀打工更讓一個電影人感到無上榮光的呢？至於精英們是什麼看法，我們毫不關心，我們關心的是人民，偉大領袖說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讓學院派見他娘的鬼去吧！張藝謀就是我們的英雄，他是電影的大救星，呼兒咳喲。有了票房，我們全廠都有救了。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了我當年的一位小朋友。小朋友姓韋，因熱愛文學，自己取了個奇怪的筆名叫小蟲。
小蟲認識我的時候還在南寧三中上學，三中是南寧最好的中學，升學率達到９８．７％，小蟲很順利就考上了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放寒假的時候小蟲從上海回來，到圖書館宿舍找我玩，話不出三句就聊到了張藝謀。
張藝謀的名字像一種奇妙的催化劑，使小蟲茶黃色的臉上泛起了一層好看的紅色，她的眼睛閃著光，閃著光的眼睛說，張藝謀，我們真是太崇拜他了，我們經常在寢室里談論他。她想要說出一些談論的內容，但它們梗在她的喉嚨里，一半由於激動，一半由於難以啟齒（她們覺得張藝謀特別具有男性魅力，他緊皺著的眉頭、刀削般的臉，無一不是魅力的來源，與此同時，她們莫名地嫉妒鞏俐）。忽然，她像跟我吵架似的說：張藝謀一點都不土！
這話使我一愣，為了表示我跟她完全一致，我說：土與不土的說法體現了一種文化霸權。
小蟲覺得此話特別解氣，連說：就是就是。她們寢室有一個北京女孩，家住航天部大院，平日十分驕傲，見她們熱衷談論張藝謀，就說：張藝謀最土了，老農民一個。小蟲她們認為，北京女孩不但侮辱了張藝謀，還侮辱了她們全體，眾女生像被捅了馬蜂窩的馬蜂，你一口我一口，把北京女孩蟄得遍體起火，最後只好說鞏俐比張藝謀還土才平了民憤。
見小蟲意猶未盡，我就告訴她，這張藝謀是我們廠的人，每個月領工資的時候我都在財務室看見他的工資袋。小蟲立即跳了起來，她緊張地盯著我，好像我在頃刻間變成了一個騙子。張藝謀是一個神話，他應該出現在法國的嘎納、德國的柏林，以及被嘎納和柏林的折光變得無比遙遠的黃土高原（雖然這黃土地就在陝北，但它在我們的印象中卻不是在中國），他怎麼可能在平庸的廣西呢，而且還有一個工資袋。
等小蟲覺悟到張藝謀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神話的時候，她再次跳了起來，好象聽見了晴天霹靂，她像電影里一名面對行刑隊的共產黨人，用下地獄的決心說道：我一定要見到張藝謀。
從此，小蟲差三隔四，就要從她家所在的衡陽路騎車來到我們廠，她先順著圍牆，從大門到後門之間來回張望，然後又假託找文學部的林蛛蛛，進入了廠內，她騎著車在廠辦公大樓、攝影棚、宣發科、道具車間、圖書室等處倘佯，在荒草環繞的攝影棚，小蟲也像我當年那樣，扒著門縫朝里看，蜘蛛叢生灰塵瀰漫的荒涼景象使小蟲感到無比失望。她又無師自通找到了通往宿舍區的邊門，在千篇一律的樓房之間，小蟲仰著頭，在一家又一家的陽台上仔細辨認張藝謀照片上出現過的衣服。她走過幼兒園和飯堂，來到家屬區的露天放映場，一排排水泥台階在冬天的陽光下空蕩蕩地凸起，有幾隻麻雀停在上面。難道張藝謀會在如此簡陋的放映場上看電影嗎？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小蟲回到家，給我打電話，我告訴她，張藝謀長年在外面拍片，很少回廠，像我這樣住在廠外的人也沒見過他，不過凡住在廠里的人都見過他。於是小蟲堅決要求，萬一我看到張藝謀出現在廠里，立即就給她打電話，她把她父母工作單位的電話都留給了我。結果是，整整一個寒假過去，我和小蟲都沒有見到張藝謀。
想到小蟲對張藝謀的熱愛，我感到自己的工作甚有意義。
我帶領四個大學生殺到廠圖書室，把《收穫》《花城》《鐘山》《當代》《十月》《中國作家》《人民文學》《作家》《青年文學》統統搬出來，桌子椅子頓時一片狼藉。我心想，如此惡讀，哪裡還能見到天日，不如我到北京找王朔，王朔願給就給一個，不願給就得死了心。
立即就自告奮勇。主任聽了大喜。
吾廠地處偏遠，女編輯一個比一個膽小，一個比一個怕累，既怕壞人，又怕名人，既怕坐火車，又怕找不著地方住，怕舉目無親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最後還怕無功而返遭人恥笑。有一年，廠里讓一位女編輯到北京觀摩外國電影，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她回來後卻發誓：這輩子再也不去北京了。大家莫名其妙，一問，才知道因為北京太大，從住地到電影院，要坐半個小時公共汽車，害得她起早摸黑，辛苦異常。現在出了一個初生牛犢，不知道怕老虎，一開口竟說要去找王朔組稿，主任立即批准，當天就讓她就去財務室領一筆錢買票，還讓她中午到家裡吃飯，好好商量去京組稿的事。
說王朔是老虎一點都不誇張，王朔雖然不像張藝謀那樣得到全球矚目的國際獎，但他深受廣大青年的愛戴，同時也深受電影界的愛戴，那一年正是"王朔年"，王朔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已成燎原之勢，我是流氓我怕誰（這話說得多痛快啊，無奈的小人物口念此語，身上頓時充滿了力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多少年以後，它還是一句優美的詩），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有多少混沌中的青春熱血，受到王朔語錄的召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領袖的語錄在我們的心中還歷歷在目，王朔的語錄就已長驅直入，它們混淆在一起，使我們的熱血像開水一樣沸騰，像火焰一樣招展。
直到１９９２年，當時我已到文化報當記者，應邀到港澳中心參加香港作家梁鳳儀的財經小說研討會，會議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聯合舉辦，來了各路精英，以及一些平日很難見到的人物。我的身邊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她伸長脖子不停地四處張望，面露焦灼之色。會議開始之後，她終於忍不住了，她先是問我看到王朔沒有，我說王朔不會來的，他怎麼會來呢？女孩萬分不解，她揪著我問：為什麼王朔不來呢？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好像王朔不來是由於我的阻撓。她跟我論理道：聽說作家都要來，為什麼王朔不來？她說著說著就有點想哭了，她帶著哭腔說：我是聽說王朔會來我才從海淀趕來的，我連早飯都沒吃，跟學校都沒請假。他們騙人。說完女孩便萬分委屈地走了。
此事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覺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實在算得上是膽大妄為，對於我等凡夫俗女來說，膽大妄為不是去炸白宮，剌殺柯林頓，而是膽敢隻身一人到人地兩生的北京組王朔的本子。記得當時我口放狂言，全身感到十分暢快，但主任剛一同意，我立即又感到心虛，萬一找不到王朔怎麼辦？萬一組不回來稿子怎麼辦？而且根本不是什麼萬一，而是完全可能的。坐在主任家裡，吃著他的炒米粉，我心裡一陣陣發虛。
好在主任十分開明，他說：你去吧，組不成王朔的就組別人的，其他題材也可以。
於是，四月里的最後一天，我乘坐南寧直達北京的五次特快來到北京。
走進一條灰色的衚衕，頭頂是北方的榆樹和槐樹，樹杈之上是藍色透明的天空，我十分喜歡這樣的天空，我一邊走一邊仰頭看，心裡想道：多美啊，北京。我微笑著，有一種透明的東西從我心裡和外面的空氣間來回穿梭，發出圓號般純金的聲音，嘹亮而遙遠，它們來自什麼地方呢？
長長的衚衕一會兒就走了一半了，衚衕的中段，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少兒出版社的辦公大樓，我迎著大門走進去，往右拐，有一個很不起眼的門洞，我沿著門洞的台階走到地底下，再往右，走到盡頭，就到我的房間了。中青社招待所在地下室里，有十來個房間，房間里只有床和桌子，一部公用的電話分機放在走廊里，電視在值班室，到了晚上，大家都擠在一塊看電視。
我住的房間是兩人間，八元錢一天，另一個床位基本上沒人住，在整整兩個月的時間裡，我一直住這個房間。這樣穩妥的單身宿舍，使我感到像是在家裡，甚至比家裡還方便，在廣西圖書館的宿舍，打電話要下四樓走到輔導部辦公室，假如人家下班了，就只好不打。電視則沒有，如果我特別想看，就上別人家去。這裡的生活設施是多麼齊全啊，大院里有浴室，有飯堂，還可以看錄像。
浴室里蒸汽瀰漫，一個接一個白晰的女體從水汽中浮出來，像天鵝一樣美麗，她們帶著一種別樣的神情和別樣的動作出現在我的眼前，使我恍惚迷離。我穿衣服的時候看到對面的椅子上有一個年輕女孩，一頭濕漉漉的頭髮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