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戰爭會影響到輸油管道內汽油的價格、超級市場里食品的價格、證券交易所里股票的價格。它們還會破壞生態平衡，通過電視屏幕闖入我們每個人的家庭。
——阿爾文·托夫勒
知曉了勝律並不等於就能鎖定勝利，這就像知道了長跑的技巧，並不等於能當上馬拉松冠軍一樣。對勝律的發現，可以深化人們對戰爭規律的認知，提高軍事藝術實踐的水準。但到了戰場上，能夠贏得勝利的人，卻斷不會由於對勝律的破解而增多。關鍵是看誰真正在本質上掌握了勝律。
在可能到來的下一場戰爭中，勝律對戰勝者的要求會非常苛刻。它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你通曉在戰場上角逐勝利的全部機巧，更提出了大多數軍人都準備不足或感到茫然的要求：在戰爭之外的戰爭中打贏戰爭；在戰場之外的戰場上奪取勝利。
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說，連鮑威爾、施瓦茨科普夫甚至沙利文、沙利卡什維利這樣的現代軍人都算不上"現代"，倒更像是一群傳統軍人。因為在我們所說的現代軍人和傳統軍人之間，已經出現了一條鴻溝。雖然這條鴻溝並非不可跨過，但卻需要一次徹底的軍事思維的騰躍。這對於許多職業軍人來說，幾乎是窮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說穿了卻又很簡單，辦法是：徹底做一回軍事上的馬基雅維里。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遺產[1]。在中世紀，這意味著對浪漫俠義又沒落的騎士傳統的突破，不加限制地採取可能有的全部手段去達到目的，在戰爭中亦如此，這恐怕即便不是最早（因為有中國的韓非子[2]在前），也是最明確的"超限思想"的濫觴。
[1]B·羅素在論及馬基雅維里時說，"從來人們是慣於被他所震駭的，而他有時也確實在驚世駭俗。不過，人們如果能跟他一樣地擺脫掉假仁假義，那麼，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樣思想……（在馬基雅維里看來），如果那個目的認為是好的，那我們一定要選擇一些足以勝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的問題可以用純科學的態度來處理，不必顧及目的之為善為惡。"（《君王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5－123）
[2]生於戰國的韓非子，是法家之集大成者。說話辦事，以實際功效為重，所謂"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並無其它目的或限制。（見《中國思想通史》，侯外廬等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P616）
事物彼此區別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個萬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對意義。所謂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稱之為或是可以理解為界限的東西。不論它屬於物質的、精神的或是技術的；也不論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邊界"、"規則"、"定律"、"極限"甚至是"禁忌"。對戰爭而言，它可能是戰場和非戰場的界線、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線、軍人和非軍人的界線、國家與非國家或是超國家的界線，也許還應包括技術、科學、理論、心理、倫理、傳統、習慣等等界線。總之，是把戰爭限定在特定範圍以內的一切界線。我們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動時，在需要並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線上選擇最恰當的手段（包括極端手段），而不是指時時處處都非採用極端手段不可。對於技術綜合時代的軍人來說，現實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資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資源）的豐富，使他們不論是所面臨的限制，還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馬基雅維里所處的環境來，都要多得多。因此，對他們在超限思維方面的要求，也就更為徹底。
我們在前面說過，組合是戰爭大師們杯中的雞尾酒。但在以往的戰爭中，那些兵器、手段、陣法以及謀略間的組合，都是在軍事領域裡進行的"限"內組合，這種狹義的組合在今天顯然已非常不夠。要想贏得今天或明天的戰爭，把玩勝利於股掌之間，就必須"組合"你所掌握的全部戰爭資源亦即進行戰爭的手段；這也還不夠，還必須按照"勝律"的要求去進行組合；這仍然不夠，因為勝律並不能保證勝利瓜熟蒂落在籃子里，它還需要一隻得法的手去採摘。這隻手就是"超限"，就是超越一切界限並且符合勝律要求地去組合戰爭。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個全新的戰法名稱：
"偏正式超限組合戰"。
超國家組合
現在，我們似乎又一次面臨悖論：理論上說，超限，就應該是百無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實上，無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就是說，超限並不等於無限，而只是擴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領域、某個方向的固有界線，在更多的領域和方向上組合機會和手段，以實現既定的目標。
這就是我們為"超限組合戰"下的定義。
作為一種以"超－限"為主要特徵的戰法，它的原理是：在比問題本身更大的範圍、調集更多的手段去解決問題。比如，當國家安全面臨威脅時，不是簡單的選擇國家對國家的軍事對抗，而是運用"超國家組合"的方式化解危機。
從歷史上看，國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態。對於中國人，國家甚至是與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義上的國家，不過是"地球村"里人類社會鏈條上的大小環節。現代國家越來越多地受到區域性和全球性超國家組織（如歐共體、東盟、歐佩克、亞佩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以及最為龐大的聯合國組織等）的影響。此外，大量跨國家組織和形形色色的非國家組織（如跨國公司、行業協會、綠色和平組織、奧林匹克委員會、宗教機構、恐怖組織、黑客小組等）也同樣在左右著國家的走向。這些跨國家、非國家與超國家組織，共同構成了新興的全球力量體系[3]。
[3]阿爾文·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書中，以一小節談到"新型的全球性組織"，"我們正在看到一種意義重大的力量轉移，即從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向全球性角鬥士轉移"。而所謂的"全球性角鬥士"是指從歐共體到跨國公司，這些大大小小的非國家實體。據聯合國《1997年投資報告》的統計，全世界已有44000個跨國公司母公司和28萬個在國外的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產，掌握全世界70％的對外直接投資、2／3的世界貿易與70％以上的專利和其它技術轉讓。（轉引自《光明日報》1998年12月27日第三版，李大倫文章《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
也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導引我們步入一個大國政治讓位與超國家政治的轉型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就是過渡：許多端倪正在顯現，許多過程正在開始。國家力量作為一類主體與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力量作為另一類主體，在國際舞台上誰主沉浮的問題尚無定論。一方面，大國們還在起主導作用，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全面大國，和像日本、德國這樣的經濟大國，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俄國這樣的垂暮大國，都還在試圖對全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另一方面，有遠見的大國，已開始明確地藉助超、跨、非國家力量，去加倍擴大自己的影響，實現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達成的目標。如用歐元統一起來的歐共體，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這一生機勃勃的過程發展到今天，不過剛剛走出了蹣跚期，遠未到結束的時候。近期走向和遠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跡象已經在顯現一種趨勢，即：通過國與國的較量定奪勝負輸贏的時代正在徐徐關上大門，而用超國家手段在比國家更大的舞台上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時代，正在悄然拉開大幕[4]。
[4]據布熱津斯基的看法，21世紀將出現數個的國家組群，如北美組群；歐洲組群；東亞組群；南亞組群；穆斯林組群；歐亞組群。這些組群之間的爭鬥是未來衝突的主導。（《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中譯《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21）。聯合國的作用日益增加，亦體現了這一趨勢。（見《走向21世紀的聯合國》，世界知識出版社）
基於此，我們把"超國家組合"列為超限組合戰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個政治、經濟、思想、技術、文化相互滲透，網路、克隆、好萊塢、辣妹、世界盃輕鬆越過界碑所標誌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種企圖在純粹的國家意義上保障安全和謀求利益的願望已很難實現。只有薩達姆這樣的蠢人，才會以赤裸裸的領土佔領來實現自己的野心。事實證明，這一做法在20世紀的末葉，是明顯背時的，必然遭致失敗。同樣是追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作為一個成熟的大國，美國就顯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國際舞台那天起，美國人巧取豪奪，從別的國家獲得的利益，比伊拉克從科威特那裡獲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個中原由不單是"強權即公理"就能解釋的，也不單是個違背國際準則與否的問題。因為在所有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