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雅克·盧梭（１７１２—１７７８年）
［法］勒賽克爾
「……盧梭不斷避免向現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協……」
卡爾·馬克思：「給約·巴·施韋澤的信」
１８６５年１月２４日
一個平民
正當第三等級中最前進的部分聚集力量向舊制度總進攻的時候，讓·雅克·盧梭，於１７５０年發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論科學與藝術」。這是一個產生偉大著作的時代。這些偉大著作在整個思想領域內（哲學、自然科學、史學、倫理學、法學等）提供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動搖了以天主教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制度和專制政治的基礎。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發表於１７４９年，狄德羅的「關於盲人的書簡」和畢豐的「博物學」第一卷也同樣是在１７４９年發表的。「百科全書綱要」是１７５０年出版的；百科全書第一卷和達蘭貝爾寫的緒言是１７５１年問世的；伏爾泰的「路易十四的時代」也同時出版了。
這幾年可以說是十八世紀的轉折年代。在這幾年裡，學１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者們的著述基本上也都呈現著一種戰鬥精神，至少最著名的一些著作是如此的。這些著述表達了當時因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而起來反抗封建制度的第三等級全體的要求。因為封建制度容許一小撮寄生者過著那種把自己的享受建築在人民貧困之上的生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國家統一的實現。
第三等級聯合起來，反對君主專制；反對封建貴族；反對抵抗一切新思想的主要中心——教會。１７５０年前後，這個等級的力量已經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統一戰線，把戰鬥一直引向法蘭西大革命。
但是第三等級並不都屬於同一的社會階級。
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小農群眾承擔著封建剝削和國王課稅的全部負擔。相反地，以包稅人身分出現的大資產階級卻在專制政權的賦稅制度下獲取利益，他們也都過著那種把自己的享受建築在人民貧困之上的生活。
在鄉村中，不願放棄農村公社傳統權利的貧農，反對那些按照資本主義新方式經營土地的大包稅人。在農閑期間，這些貧農在家裡還要為供給他們原料的商人工作，因此又受到商人的剝削。
在都市裡，小手工業者無力和工場手工業競爭；荒年的時候，小市民就只有餓死，而糧食投機商則大發橫財。
這些利益上的矛盾，在大革命時期武裝衝突未爆發以前，已經在當時各種學說中反映出來了。
出身貴族的高等法院法官孟德斯鳩，是一個和舊政權有廣泛聯繫的封建大地主。孟德斯鳩的著作是企圖調和資產階級的願望與封建制度的矛盾。伏爾泰和百科全書派，則比較前進，他們代表著進步資產階級的利益堅決地向舊制度進行鬥爭。伏爾泰本人以及愛爾維修和霍爾巴赫都是金融家和資本家。
他們的綱領是合乎歷史發展方向的，因為它是以發展生產力為宗旨。在哲學上，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已經成為唯物主義者。他們相信人能夠通過科學發現事物的本質，能夠發展文化，並保證人們現世的幸福；他們對於社會的進步是抱有信心的。但是在政治上，雖然他們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敢於支持民主的主張（狄德羅為百科全書所寫的「政治權威」條），但我們卻不能把他們看作民主主義者。這些人之所以願意保障人民的幸福，只是出於他們的仁慈觀點而已。但是，在他們看來，保障人民的幸福不應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不應是「被剝奪了智慧和理智的」（霍爾巴赫的話）賤民的事情。因為伏爾泰等人是資產者，所以他們對於易於騷動的老百姓是懷有戒心的。他們認為建立理性王國應該是少數開明人士的職責。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個理性王國，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世襲貴族遂為金錢貴族所代替。因此，所謂進步只能通過對人民大眾的剝削來實現。小資產階級同意和大資產階級共同反抗舊制度，但小資產階級沒有任何理由容許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使它遭到破產和被剝奪。小資產階級，從封建剝削中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它在舊制度的壓迫下，所受的痛苦比較大，因之也比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
但是，小資產階級並不可能提出有效的經濟綱領。它在絕望中，還抓住那被歷史註定要沒落的小私有制不肯放手。它能用什麼積極的東西來代替舊制度呢？它的願望變成了一種烏托邦式的空想：在一種平等的社會制度下，所有公民都成為小私有者。由於這種夢想和不可避免的經濟發展相矛盾，因而這一階級對於社會的進展只能表示嘆惜；在社會進展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實際上所看到的是一種沒落，而這種沒落正是它本身的沒落。它對於科學——推動進步的工具——的發展，採取懷疑的態度；對於理性——研究科學的武器——也不能毫無保留地予以信任。
我們正應當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盧梭的著作，它向小資產階級廣大群眾提供了一種思想體系。盧梭比百科全書派更前進，同時卻又更審慎。他在政治上，雖然大膽得多，深刻得多，可是在哲學方面，卻遠遠地落後於百科全書派中之最進步的學者。這就是盧梭著作中的深刻矛盾。這並不是由於他的天才上的缺陷，而是因為他作了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一階級所處的地位本來就是矛盾的。
成長的年代（１７１２—１７５０年）
盧梭於１７１２年生於日內瓦。如果把他看作是一個日內瓦人為日內瓦的人民而寫作，則歪曲了盧梭的著作，同時也過低地估計了他的著作的重大意義。今天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他在寫「社會契約論」的時候，對於日內瓦的政治組織還是很陌生的。我們所以把盧梭當作法國人，與其說是因為他的祖先是十六世紀流亡的法國新教徒，不如說是因為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法國的教育，而且他在法國的文學上、思想上、以及政治生活上，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
雖然如此，因為他生長於日內瓦，這對他的著作就不能不發生一定的影響。他生來就是喀爾文教派的教徒，也就是說，他所信奉的是一種比天主教更富於個人主義與唯理主義色彩和更為嚴峻的宗教（馬克思曾經說過，宗教改革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聲）。而更重要的一點，日內瓦乃是一個共和國，因此盧梭畢生引以為榮的是，在法國國王的臣民當中，他是在一個共和國里出生的人；他終身保持的唯一頭銜，就是「日內瓦公民」這一頭銜。雖然日內瓦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實行富人寡頭政治的國家，它的一切權力都屬於由二十五個人組成的一個很小的議會，不過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在這裡並沒有重大意義，而盧梭只在他的偉大著作發表之後，才明確地注意到這一點：「生而為共和國公民」這一事實，使盧梭意識到他在當時的法國具有一種獨特之點。
他父親是一個鐘錶匠，他的家庭屬於小資產階級。盧梭並不認為自己是出身於最貧窮的階級。他在「懺悔錄」中曾說他出生「於一個風俗習慣都不同於一般人民的家庭里」。但是，他自幼便失去了家庭的照管，生活於人民之中。他父親是一個無恆心而富於幻想的人。他時常一面修理鐘錶，一面讓七歲的兒童讓·雅克給他讀抒情小說，但是，也讓他讀普魯達克的「名人傳記」，這本書從十六世紀起就已成為一切擁護共和制的人們的公民讀本。他父親因為與人發生了一場糾紛，於是離開了日內瓦，從此就再沒有照管一出生就失去了母親的讓·雅克。
雅克被託付給牧師朗拜爾西埃有二年之久。在牧師的家裡，他開始學習拉丁文。這大概是他僅有的在別人指導下的正規學習。以後他又在一個雕刻匠家裡作了兩年學徒。學徒的生活在當時是一種最苦的生活。盧梭受過欺侮，還挨過打。他用一般兒童所使用的方法來自衛，他撒謊、偷竊。有一天，他終於逃跑了。從此他過了十三年的流浪生活，學會了各式各樣的職業，也遭受過種種的痛苦。他倚靠一位年輕婦女華倫夫人過生活，後來成為她的情夫。這位年輕婦女也是一個在生活上放蕩不羈的女人。也許是由於一時權宜之計，盧梭改信了天主教。他作過僕從，教過音樂，雖然那時他對音樂還是一個門外漢。在安西，後來在商貝里，他都和華倫夫人在一起；他讀了很多書，並且獨自從事有系統的研究。
１７４０年，盧梭在里昂作了德·馬布利先生家的兒童教師。德·馬布利先生就是埃蒂耶納·博諾·孔狄亞克和加布里埃爾·博諾·馬布利兩位哲學家的兄弟。後來他帶著一個樂譜草稿到了巴黎。他指望借這個樂譜發一筆財，他把它交給了科學院，結果卻一無所獲。
盧梭結識了一位同他一樣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狄德羅，並被介紹到各沙龍里去，例如財政家撒彌勒·拜納爾的女兒——杜班夫人的沙龍。由於時常教授音樂，盧梭終於學會了音樂，並且寫了一部歌劇：「風雅的詩神」。但這一切都不能維持他的生活，因又陷入貧困境地，他便接受了駐威尼斯大使的秘書職務。這一職務，他擔任了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