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操！怎麼這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全一個德性，對外國人跟親人似的，對自己人跟仇人一樣。」張先生搖著頭說。他的話有些偏激。
第二天天氣不好，海上起了大浪。救生員操著不流利的英語解釋說，大浪的時候，會把jellyfish（海蟄）吹到岸邊，很危險。在他連比帶畫的解釋下，jellyfish的恐怖形像已經在我們腦海里出現了：張牙舞爪，一沾到人身上就會像吸血鬼一樣連皮帶肉地把你扒光。嚇得我們連滾帶爬地逃回了酒店。翻開字典一查，原來jellyfish就是海蟄。咳，去南戴河游泳，誰還沒有被海蟄蟄過的經歷呀。
在張先生的鼓動下，我們租了一輛車去首都哈瓦那。租來的車就是一個「神龍-富康」，價錢卻貴得嚇人——二百美金一天。路上加了一次油，油價像天價。哈瓦那除了景點保留了古樸的西班牙完整的建築外，其他地方都破破爛爛的，那種破不是歷史沉積感的輝煌，而是一種破敗，看了讓人心酸。走在哈瓦那的街頭，好像走在我小時候的北京。街上的公共汽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百姓商店的櫥窗里掛了幾條長褲，商品的品種還沒有我們農村小店兒的多。滿大街都是伸著手要錢的人，要不就是拎著花籃撅著嘴等著和你假裝親嘴兒照相的姑娘，一嘴兒一美元。上廁所外國人必須去飯店，小費按人頭收。聽說古巴人平均工資才二十美元一月，這看廁所的大姐一天少說也要收個幾十美元，一定是古巴的大款了。沒點硬關係，誰能在這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挖上這肥牆角兒。哈瓦那的街頭，到處都是痛罵美帝國主義的標語：要古巴，不要美國。卡斯特羅的大頭像像電影明星一樣到處都是。他不用揮著手滿大街為人民站崗，卡斯特羅在廣告牌上向我們招手，卡斯特羅在明信片上向我們招手。看著他揮手的樣子，就好像看著毛主席在親切教導我們。哈瓦那的集市上，小商販們頻頻向我們鞠躬致敬。在古巴人眼中，他們認為我們是日本人，古巴人的兄弟——中國人，應當和他們一樣，只能待在國內，不能出去。
最後一天晚上，我們穿了正裝去吃自助游里包括的需要穿正裝的正餐。我們坐進了酒店的正餐廳，燈光很昏暗，餐廳很空曠，正前方放了一架音調不準的鋼琴，有人在上面咚咚地彈著。看著我們進來，鋼琴伴奏換了曲子，說是特地為我們而彈的，名字叫《這裡來了中國人》。服務員說這頓正餐里將給我們上古巴最著名的大餐——蝦湯。這道湯很貴，一般的古巴家庭是吃不起的。一會兒，服務員用托盤端來幾碗用玻璃碗盛的淺褐色的水，
和我們在北京吃基圍蝦前的洗手盅一模一樣。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該洗手呢還是該喝呢。張太太發了話:「愣著幹什麼？一會兒不是要上蝦嗎？這就跟咱們一樣，是洗手的水。」我們都不再懷疑，紛紛下手在裡面涮了涮。服務員來的時候有些詫異，
張太太揮揮手，讓他拿下去。喝了紅酒，吃了正餐，發現那個著名的大菜還沒有上。叫來服務員一問，服務員說：「上完了，你們又讓我端下去了。」
飛回多倫多之前，我們把香皂、梳子統統留給了古巴人，還在房間里留了十美金的小費，樹立一下富裕後的中國人民的大度形像，鼓勵他們將與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
古巴之行讓我們去留中國的決定變得更加艱難，因為古巴就像一面鏡子，讓我們活生生地看到了一個改革開放後的生機勃勃的中國，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
50.小朱的出現
每個男人都想在年輕的時候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
小朱是向東的一個發小兒。
小朱在國內念的是社會音樂學院，專業上沒什麼見長，畢業後靠著家裡的關係到了樂團就是混。混到樂團改革實行聘任制了，就混不下去了。他有個舅舅在加拿大，幫他申請了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照顧藝術家，反正來了是自顧，用不著國家操心。
小朱來了後，以教學生為生，彈鋼琴的走到哪裡都不愁混飯吃。三十歲的他，沒老婆沒家，住在舅舅家。小朱自從來了加拿大就提前過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喝茶看中文報紙，下午三點過開始教學生，一教教到十點多。在舅舅家看看轉播的中國新聞，洗洗就睡了。第二天繼續重複昨天，第三天繼續重複今天。小朱的生活是密閉的，除了每星期循環地看那幫學生，基本和外界沒有任何接觸。日子過得跟洗手間里擰不緊的水龍頭一樣，明知是浪費，卻又不能不眼睜睜地看著它流掉。
門鈴一響，小朱一開門：「你怎麼又來了，我不是剛教過你嗎?」小朱對著抱著譜子的學生說。
「那是上星期，朱老師。」學生有禮貌地回答朱老師的問題。
小朱上課的時候，把一隻小手錶偷偷掛在譜台旁。他不敢明目張胆地看牆上的掛鐘，那樣會讓家長看出他心不在焉。沒有這些學生的捧場，哪來的銀子。教學雖然令小朱厭煩，但畢竟不用看老闆的臉色，也不用早八晚五地出去工作。教學也不像IT行業，一遇泡沫就完蛋。教音樂永遠是為望子成龍的家長編織美夢的工作。學生學得好，那是老師教得好;學生學得不好，那是你孩子沒天份。加拿大的孩子一般都會學一樣樂器，學音樂有考級，就像考車一樣，這次沒過，加課也要繼續考過。學上了就像進了一個山洞，只有熬到盡頭才有出路。
經過一段時間的教學，小朱在教學的方法上沒有什麼改進，倒是總結出一套對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地學生的看法。學生中數台灣學生最有禮貌，一進門就操著台灣普通話向老師鞠躬:老師好。走的時候再向老師鞠躬:謝謝老師。學生中最大方的是香港學生。在香港，學費比加拿大高很多，遇上節假日，還要給老師帶薪休假。香港人有規矩，如果在餐館裡碰上老師，是要為老師買單的。所以小朱一去餐館就四下里張望，看有沒有他的學生。學生中最用功的要數大陸來的學生，六級剛顫悠地考過，就想下個月考八級。大陸家長課後不停地追問小朱，孩子有沒有進步，教學好像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大陸來的學生還有一個特點，家長喜歡砍價錢。老師，您便宜點吧，讓我們舒服舒服。老師，要是我們一次交十次的錢，能不能免費送一次。小朱心想，教學又不是買菜，蘿蔔白菜哪家都是一樣的。小朱在專業上雖然沒有什麼讓人自豪的建樹，可也是正經科班出身，本事是打小兒一日一日練出來的。一到有新學生來，他一聽有砍價的就煩，他的牛脾氣是死不降價，你愛學不學。
小朱和向東雖然都是學音樂的，可是性格卻是大不一樣。
小朱對藝術沒有什麼興趣，從小就喜歡機械，可他媽卻逼他練鋼琴。當然，他媽的循循教導現在顯靈了，小朱走到哪裡都可以靠這個吃飯。多倫多在藝術家的眼中一直是文化的沙漠，
整齊得索然無味的街道和民宅在小朱的眼中卻令他興奮不已。他常常一邊在高速路上開車，一邊由衷地感慨：「看這筆直的馬路，看這整齊的樓房，看這現代化的城市……我愛你，多拉（倫）多!」
小朱以前無比嚮往能早日過上退休生活，到一個清靜的地方，沒有領導的批評，沒有人事的紛爭，不用去團里排練，想幾點起來都行……過了幾年這樣的生活，一想到三十剛出頭的他就開始這樣「安度晚年」了，心中不免有點害怕。
每個男人都想在年輕的時候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小朱和向東也不例外。兩個人一碰到一起就開始探討能在加拿大幹點什麼。
51.國際音樂夏令營
生命的意義有時候在於不斷地奔湧向前……
小朱的理想是開一家Dollar
Mart(一元店)，讓向東管錢，他負責上貨。小朱想做點事，但不喜歡動腦筋。他喜歡汗流浹背地幹活兒，然後大口大口地喝酒，大口大口地吃肉，他覺得這樣才是痛快的人生。可是開Dollar
Mart需要押一筆資金，無論小朱還是我們都拿不出這個錢。小朱認識一個剛從國內移民過來的富婆，和人家一談，富婆嫌生意太小，不屑一顧。小朱的理想就這樣被擱淺了。
兩個人又商量著做些批發生意。批什麼呢?批鞋吧。中國的鞋多便宜，投資又小。小朱托朋友在廣州一帶採購了一批鞋，求朋友肩背手扛地帶了回來。出去一推銷才發現，這小買賣進入市場容易，所以想搞點小生意的中國人都在做這些低成本的生意。你覺得你進的便宜，那些溫州人賣的比你還便宜。如今，我們家的地下室堆滿了各種各樣的鞋，皮鞋的油味兒熏得腦仁兒直疼，只好由我白天上班沒事時在加國無憂網上一雙一雙地賣，剩下的有朋友幫襯著原價買了去才算處理乾淨。
後來小朱和向東又做了些事，賣過假髮，無奈電視廣告上正熱播著生髮的新突破而沒有成功。也想過整個冰糖葫蘆連鎖，像Bubble
Tease(珍珠奶茶連鎖)一樣佔領多倫多市場。無奈冰糖好找，可山楂難弄，這個天才的想法無法在多倫多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