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手機費多便宜呀，我還愣是一個月打三千，業務忙呀！」同學甲說。我側眼看了看同學甲，果然頭髮少了許多，可能輻射太多了吧。
「我也業務忙，每天都要陪客戶，頓頓都要喝三四瓶。」同學乙說。
「三四瓶算什麼？我一頓要幹掉一瓶白的還得加啤酒。」同學甲不屑一顧地說。
「我上禮拜陪客戶去天津，一上高速就是120，還有人超呢。」同學乙說。
「120算什麼。我一腳就是160。」
兩個人說得好不熱鬧，我聽得啞口無言。說著說著他們又轉向了我：「寧寧，你看看咱們同學中也有出國的，人家不是嫁了老美就是嫁了老德，生了混血兒，住著有花園的大洋房。你怎麼這麼沒出息，出去了出去了還是中國老公，聽你講的生活好像還沒有你在國內時風光呢。你這國出的……」同學甲搖了搖頭說。
我無言以對。我們在加拿大就是一份工資，多掙多交稅，少掙少交稅，生活好像文革剛過的時代，你掙三十，我掙四十的，生活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家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這樣精打細算地過日子，
沒有人去比車的大小和牌子。
同學甲和同學乙又看了看我手中抱的高興。高興雖然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他身上除了一件Gymboree（金寶貝）的T恤，沒有哪個地方能看出他是一個「加拿大」人。再加上高興一張口就：「這個……我要。那個……媽媽……拿。」同學乙驚訝地問：「他怎麼不說英文？」
我心裡笑她，高興還不到兩歲，英文和中文對他都是一樣的。他們呀就是覺得人一出了國，一切都要徹底拋棄，包括你的語言和文化，而加拿大人卻還羨慕我們有雙語的背景。
吃得差不多了，沉默的同學吃完一抹嘴兒，呼應著謝謝。這些年我已經習慣了AA制，剛要掏錢，同學甲和同學乙又為誰買單而爭了起來。「我來，我來。」「這點錢，我來吧。」兩個人搶著。
我仔細地看著他們，同學甲雖然嘴上說「我來」，手卻放在褲兜口兒總也掏不出來，好像被東西粘在了那裡。還是同學乙實誠，一把搶過了賬單付了。
吃完了飯，同學甲提出要用他的純進口車送我回家。我婉言謝絕了。餐館離我家只有兩站地，這在多倫多我如果不開車都是走回去的，正好消食。
我領著高興走在街上，路燈一盞盞亮了起來，城市被霓虹照耀得絢爛奪目，這場景在多倫多只有在downtown才能看到。高興看得手舞足蹈，我的心裡卻像翻倒了五味瓶，失落不平衡湧上心頭。這幾年在加拿大，多少次為找房子，找工作發愁，也沒有覺得自卑。思量著同學說的話，看著他們物質生活的膨脹，我突然有了一種強烈的自卑。和他們比起來，我簡直就是一個looser（失敗者）!
43.新紅資俱樂部
回頭望去，月在屋檐上；低頭望去，月在水缸中；抬頭望，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再次回到北京是跟著我的老闆庫切爾來參加北京國際圖書展。這書展的規模是一年比一年大。中國的人口基數造就的讀者群早就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垂涎欲滴，
不惜代價降低版稅來擠進中國這個大市場。
加拿大的圖書市場對於中國來說還是一塊處女地。加拿大人總是以他們特有的「穩重」和「矜持」來面對中國蓬勃發展的市場，不急不慌，不像美國人那樣，看到點市場就興奮得不得了。加拿大地大物博，人口又少，該發展的都發展了，該建設的都建設了，加拿大人沒有什麼太窘迫的想法需要在遙遠的中國實現。加拿大人早已習慣了享受生活和工作的慢節奏，一時半會兒還很難適應中國人的快節奏。接觸了幾天的出版社，庫切爾就迫不及待地讓我帶他去享受一下北京的生活了。
東四九條，我們摸著黑往裡走了個百來米，看見一輛老紅旗車停在一個朱門宅院前，沒有名字，沒有斜披歡迎綢帶的領位小姐，只有門牌號——東四九條66號。我們四下里觀望了一下，揣摩著八成這就是我們要找的飯館，於是推了門溜了進去，不像是去吃飯，倒像是在溜門撬鎖。
坐在新紅資俱樂部的小院兒里，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院子里點了燈。身邊奔忙著穿旗袍和扮成紅衛兵的服務生。服務生把一瓶Great Wall
1992（長城干紅1992)輕輕插到冰水桶里，冰塊兒在接觸葡萄酒瓶的一剎那發出「噼啪」的粉碎聲。院子里傳來低沉而悠揚的歌劇，起風了，柳枝伴著光影晃動著，讓人想起了電影《蝴蝶君》的開場。我舉著酒杯坐在院中，讓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延續下去，讓內心纏綿的想像延伸下去。這情這景以前也是熟悉的，離開多年後重新回到這景緻中，時空有了些錯位，心情也不再依舊，唯有那月光還是那樣皎潔：回頭望去，月在屋檐上；低頭望去，月在水缸中；抬頭望，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很快，小院兒就被客人填滿了，都是老外，我坐在裡面反倒像是「客人」。聽說新紅資俱樂部的主人是一對美國通夫婦，尋了這川島芳子的故居圓他們的中國夢，當然也沒少從來中國的老外和熱情招待老外的中國人身上賺錢。
第一道菜是毛氏紅燒肉，一個偌大的盤子里盛了一小勺紅燒肉，肉是點綴，盤子上放的荔浦芋頭雕的毛主席像才是主角兒。庫切爾興奮地掏出相機「啪」就是一張。第二道菜大同小異，一勺膳糊，主席像換成了鄧小平的像，名為「鄧家膳絲」。
「太棒了!我想下一道菜就該上北京市長了。」庫切爾「啪」又是一張。
「北京市長」沒有來，兩根蘆筍被劈成了四半兒拼了個「忠」，澆了些芡汁兒就端了上來。我敢說這道菜的成本只有兩毛錢。
晚餐後，我們挪進了充滿殭屍味兒的廂房酒吧。房間里擺滿了從中南海更新下來的前蘇聯式樣的沙發，破舊了，邊角都磨出了白毛邊兒。
庫切爾一屁股坐在沙發上：「Ginger，你說這沙發上是不是坐過毛主席的屁股？」
一家出版社的社長前呼後擁地進來了。圖書展上已經和他們見了面，今天想進一步聊一下合作版權的事宜。
庫切爾神采奕奕地說：「我們去年發行的一套叢書取得了很好的業績，首發就是五千冊。」
社長聽了後笑著搖了搖頭對我說：「你告訴他，五千冊也值得說，我們隨便一本書一發就是五萬冊。發得好的，一年再版好幾次呢。」
庫切爾一聽又說:「我們今年在天虹體育館做了一個新書推廣活動，場面浩大，來了一萬個學生。」
社長又是搖頭，他沒有心思再和他比下去了，畢竟人口在那兒呢。一個北京的人口就等於半個加拿大，隨便一煽乎就是幾萬人。
社長換了話題說：「幫我問一下他們一個選題多長時間能發行出來。」
庫切爾說：「整個過程要兩到三年，我們要把握每一個環節的質量。」
這在加拿大的確很正常。
「不會吧？簡直是太慢了，在中國這樣做下去，市場都沒了。我們一個選題從提案到成書出來少則兩三個月，多也就五六個月。」社長說，「你告訴他，我們社正在搞改革，實行編輯負責制。一個選題不再是分配製，而是公平競爭。每個人提出自己的推廣方案，評委投票選舉。這還不完，中標的編輯把所有落選人的精彩之處融會到最終的方案中，這樣的方案就是最棒的，最具競爭力的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譯得不好，沒有把社長的精髓說到位，
庫切爾不但沒有讚賞反而問我：「為什麼要把別人的想法加到一個人的身上呢？這不是抄襲別人的勞動嗎？怎麼是改革。我們是永遠永遠不會這樣做的，這樣做不尊重別人的勞動。」
我不好說什麼，只和社長說在加拿大沒有這樣的改革。
從新紅資俱樂部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衚衕里多了很多乘涼的人，搬著小馬扎坐在樹下。有幾個老頭兒在路燈下支起了一盤棋，你將我殺地好不熱鬧。庫切爾駐足看了會兒相棋，一個老頭兒司空見慣地問:「您哪兒來的呀?」庫切爾操著剛學的幾句不熟練的普通話說:「我-不系——米國銀，我——系——加拿大銀，我——系——你們的朋友!」
44.北京的夜色
我一屁股坐進了計程車，司機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個「雞」……
什剎海的每一家酒吧都充滿了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氣氛。走的那年，什剎海兩邊還只是浪漫野情人談情說愛的僻靜首選。這才幾年工夫，北京的夜色都留給了什剎海，密密麻麻的酒吧，穿梭的木船，穿著弔帶裙的北京小妞兒……北京的夜晚讓我們有了想像的空間，時尚和傳統在這裡交融，古樸和誘惑在這裡交織……
夜已經深了，我和庫切爾坐進了銀錠橋衚衕的「烈火麒麟」酒吧。橘黃色的路燈下，人影恍惚地從四面八方湧來。登三輪車的故意把車鈴按得「丁當」作響；賣蓮蓬的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