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星期的冷戰後，我爸我媽走了。
六個星期後，他爸他媽也決定要走了。
「孩子們，我們也想走了。我們在這裡整個兒是文盲加聾子，還沒腿。我們不會講英文，又不會開車，想出去得看你們方便，冬天又這麼冷，哪裡也出不去。我和你爸爸都是愛熱鬧的人，在北京，你爸一出門就可以和老哥們兒打乒乓球，我一出門就可以和老姐妹跳舞。這幾個月把我們給憋的，都說加拿大是老人的天堂，我們怎麼覺得跟地獄似的。不待了，真是不待了，我們回去花我們的人民幣，在這兒花你們的錢我們不舒服。」他媽說。
「我們實在是覺得累。當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晚婚晚育，現在可體會到了，我們真是帶不動這個小傢伙。我和你媽商量了，要不孩子我們帶回去，請個保姆，保姆看孩子，我們看保姆，既享受了孫子的樂趣，又不至於受累。我算看出來了，加拿大在這方面真是不行，人工太貴。」他爸說。
不要說請保姆，自從兩方父母來了後，我們的經濟一直處於困難的邊緣。看著是買了房買了車，房是貸款的房，車是二手的車。我休產假，拿55％的薪水，向東找了個賣樂器的工作，剛開始工作，只有保底工資，其餘要靠sales
ission(銷售提成)。每個月我們付了房子的me（房屋貸款），水電煤氣，房屋保險，汽車保險，父母的旅行保險，我們的人壽保險，電話費，電視費，上網費，
一家人吃飯的錢，高興的尿布錢……一個月下來，我們手裡只剩下50塊余錢。
這種經濟上的壓力讓我們與過去小資生活徹底告了別。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買過像樣的衣服，很久沒有去餐館吃過飯了。這時便無比地羨慕肖梅，她是對的，嫁了個有錢的老公，給自己找了個終身飯票。
父母都走了，孩子我還是留下來自己帶。肖梅抱著女兒來我家玩，她女兒碧眼黑髮，漂亮得像櫥窗里的娃娃。
「寧寧，你也別難過，我也比你好不到哪兒去。Bill倒是很關心我和孩子，
但是Bill容不下我父母。」肖梅說，「我父母來了才一個月，Bill就整天問他們什麼時候走。我媽胃不好，天天要喝粥，Bill說看了那sticky
rice（粘米）就噁心，什麼味道也沒有，不知道為什麼要吃它。他更不能理解我爸為什麼要把牛奶熱了才能喝，哪個加拿大人喝熱牛奶和開水。我爸以前出過國，對付著能說幾句英語，我媽以前學的是俄語，Bill說什麼她根本聽不懂，沒有交流的日子真是很難過。」
「還是沒交流好，我們兩家父母有交流，交流了就開始吵架。」我說。
「我也勸我父母既然來了就感受西方文化吧，不會英語就學呀，喝涼牛奶對身體好。他們說他們歲數大了，只想享受晚年，不想再感受什麼文化了，大餅油條吃慣了，天天吃和著cheese的洋餃子不習慣。唉！以後還更麻煩呢。等我女兒長大了，滿口英文，怎麼和他們交流呀，他們等於跟沒有這個外孫女一樣。」
「你都想到這麼遠了，我們只為每個月的賬單而發愁。」我說。
「別提賬單，一提我就來氣。Bill不愧叫Bill，在錢的方面算得特細。我父母來這裡，飛機票是他們自己出的，我還要替他們交生活費，帶他們出去玩的汽油費，餐費我們還要分攤。我和他講我們中國人有孝敬老人的習慣，他們來給我們帶孩子，我們應該孝敬他們。你猜他說什麼？他們來我已經讓他們免費住在這裡了。他說他父母來看我們都要帶禮物，和我們去餐館吃飯都是AA制，而且他說他父母是絕對不會和兒子兒媳婦住在一起超過一周的，為什麼我父母不能這樣呢？你說我能說什麼？就好像貓對狗說老鼠真好吃一樣無法溝通。」肖梅說。
「文化不同嘛，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點沒錯。」我說。
「你可能羨慕我，其實呢，我反倒羨慕你，日子是過得拮据了些，可你在家能說了算。兩邊父母過來是鬧了矛盾，可他們畢竟也住了小半年，我父母只待了一個半月就走了，走的時候還特別委屈。」肖梅無奈地說。
望著肖梅開車離去，我站在窗前想：移民加拿大真是好比你在時尚雜誌上看到的Gucci(古奇)新款女包。打了光的專業攝影，時尚的廣告設計讓你垂涎欲滴，再加上世界名模擺個優美的姿勢一代言，你就覺得此生不擁有更待何時。於是下定決心攢了好幾個月的薪水，放棄了休假去旅行的計畫，終於買下了正版的Gucci新款。沾沾自喜後，每天拎著Gucci去擠公交，穿梭於地鐵。挎在肩上怕丟了，拎在手中怕沒人看見。看見了又怎樣？旁邊一個大媽也拎著個Gucci，秀水市場買的。於是就開始莫名地失落，Gucci在名模的手上是精彩的點綴，在平常人的手上就變成了累贅。原來才發覺，高貴其實是一個整體，有了Gucci的女包，就要配夏奈爾的套裝，就要坐寶馬轎車。原來才發現，幸福其實也是一個整體，除了環境的因素，還要有心理的因素。每天吸著沒有污染的空氣而找不到工作的日子只能是委屈，哪裡有幸福；每天看著大片的草坪，心裡挂念著在北京生病的老父老母的日子只能幹著急，哪裡有幸福。
幸福就是一雙鞋，鞋大鞋小，只有自己知道。
26.又見英大姐
她真是一個聰明的女人，聰明得可以說安上尾巴就是猴兒。
陽光下，一個大號女人坐在窗旁，皮膚黝黑，梳著短髮，一身黑色的勁裝。露出的胳膊也是黝黑的，左臂上有塊不大不小的傷疤卻是白的，像套了雙破了洞的透明黑絲襪。
英大姐的變化讓我開始懷疑是否曾經和她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過個把月。記得最後一次見英大姐還是在一次社區活動中心的舞會上，五刀一張票，水泥地，椅子都碼在牆根兒下，很像小時候去我媽廠子參加的單位舞會。
英大姐進來的時候，肖梅悄聲對我說:「我看見『江姐』了。」
「哪兒呢?」我好奇地問。
肖梅朝英大姐的方向一抬下巴頦兒:「不是『江姐』，這年頭誰還穿這樣的行頭呀。」我順勢望去，果然，英大姐的打扮像五十年代參加集體舞會的廠幹部:紅毛衣，呢子裙，脖子上垂著馬海毛的白圍巾，朝後梳的馬尾巴把腦門兒揪得光光的。
最後一點關於英大姐和小戴的音訊是英大姐在考保險經紀人執照，戴博士在宰雞廠殺雞。
小戴當然姓戴。他是一個小號男人。無論從體積到面積，
都比一般男人小了一號，所以大家叫他「小」戴。小戴太太姓英，英明的英。她長得虎背熊腰，腰杆子比一般的女人都大一號，所以大家都叫她英大姐。
在常人的腦子裡，「小」永遠是被保護的對像，而「大」永遠都是強大的象徵。
小戴在四川的時候可不「小」。他是國家科研單位的大博士。國家一共就沒有培養出來幾個火箭博士，小戴受重視的程度可想而知。
英大姐那時只是當地一家中醫院的針灸大夫。醫院裡塞滿了像她這樣的大夫，每天托著個盤兒，一進病房就開扎，英大姐手麻利得就像在插秧。在這樣的醫院裡，哪怕升個主治醫師也要熬年頭。
小戴頂著博士的頭銜輕鬆地分到了三室兩廳，得到了處級的職稱，走到哪裡都是「戴博士，戴博士」地呼應著。英大姐默默無聞，白天帶飯上班，晚上帶孩子做飯。太陽升起來了，太陽落下去了，她快樂而知足地生活著。
僅僅是為了孩子能在北美接受教育，從小說上流利的英語，小戴扔下所有的榮耀，和英大姐來了加拿大。小戴的行李里除了日用品，還有半箱子的「驕傲」——學歷學位證書、獲獎證書和發表的論文。
一張薄薄的移民紙就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小戴的光環在東方亮，在西方卻不亮了。他怎麼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看著招聘啟事上寫著:大學本科以上學歷。
可去了老闆就搖頭:我們不需要博士。一份工作本科生做只用付二十加幣一小時，而博士要付四十加幣。我們為什麼要雇博士呢?
小戴屢屢碰壁，得到的答案基本相同。他這個有著在國內萬眾矚目頭銜的博士在加拿大卻變成了過街老鼠。加拿大人似乎不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加拿大人崇尚實用，實在。一個修冰箱的技工不比一個坐辦公室的白領掙得少。
一天，小戴在公車上遇到一個同行。那個俄國人以前是前蘇聯宇航局的研發人員，移民加拿大後經歷了小戴的遭遇。他一想，去他媽的專業，在一家賣桂皮粉點心的連鎖店找了份工作。小戴受了啟發，很快在宰雞廠找了份工作，工作很穩定，不用講英文，年薪兩萬五，正好卡在政府定義的貧困線，少交稅，孩子還有諸多福利。
英大姐打來電話請我和肖梅吃飯的時候，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消失了兩年後又出現在了我們的生活中。
「哎呀，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