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中的中英較量
香港、澳門回歸，是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代中國人曾為之英勇奮鬥。回歸歷程漫長，作為這一代人，我能夠親眼見證回歸，已深感幸運，又有機會親身參與回歸歷程，更是感到無比榮幸。在我的外長任期內，正值兩地回歸過渡時期的後期，我參與了外交談判，主持了兩地成立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一段十分難得而又頗為獨特的經歷。
香港回歸中的中英較量
過渡時期
香港的回歸問題，首先是一個外交問題。從外國佔領者手中以和平手段收回祖國固有的領土，必須通過外交談判。
自回歸的原則達成協議到政權交接，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英方要保證做好香港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保持當地的穩定和繁榮；中方則要承諾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為收回後的特別行政區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實際的具體政策，以落實「一國兩制」，保持長期的穩定和繁榮。
在這漫長的過渡期內，雙方為落實協議、履行彼此的承諾，要在眾多領域進行外交談判。當時，中方根據協議確定了總體談判方針：對於對方在過渡期間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方給予合作但不干預；對跨越回歸、涉及未來特別行政區權益的事務，中方有發言權甚至參與權。
鄧小平在思考按「一國兩制」構想解決香港問題時，曾敏銳地洞察到，這種解決辦法的關鍵，在於過渡時期是否能保持穩定。
當時，我們對香港的前景——領土的最終回歸，是充滿信心的，但對這麼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能否保持平穩，還是有所擔心的。我們希望不要出現大的波動和曲折，以致危害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
中英合作生變
在有關香港回歸問題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間曾有過一個「蜜月期」，雙方合作順利。我於1988年直接參与香港問題的磋商時，「蜜月期」尚未結束。
當時，兩國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進入過渡期的頭幾年。雙方就一些具體事務的磋商和談判比較順利，取得一些進展。會談的氣氛不錯，遇到意見不同，雙方還是可以考慮對方的立場，交換看法，達成一些共識。
我的第一位英方談判對手，是英國外相傑弗里·豪。當時，他任外相多年，參與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全過程。他對中國和香港問題都十分熟悉，一直與中方有著很好的合作。
1988～1989年間，我同傑弗里·豪會晤過三次。前兩次分別是在1988年6月紐約的裁軍特別聯大和9月的聯大會議期間，第三次是在東京參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禮之時。記得當時主要的議題，就是中方正在起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問題，雙方交換意見比較充分，談得不錯。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後，中英關係風雲突變，出現逆轉。
隨著英國同其他西方國家一起對中國實行制裁，雙邊關係嚴重受挫。英國似乎對1984年12月正式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有些後悔了。
6月19日，傑弗里·豪給我來信，單方面提出推遲原定於7月舉行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十三次會議。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舉動，因為自聯絡小組1985年成立以來，從未發生過單方面推遲會議的事情。
不久，傑弗里·豪又致信吳學謙副總理，在對中國國內形勢做出評論的同時扯到香港問題，說香港的信心嚴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國軍隊在香港回歸後究竟還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問題，並表示英方準備重新考慮1991年香港直接選舉的安排，同時要求中方推遲基本法頒布的時間。
中國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一事，早已寫入中英聯合聲明；而對香港1991年選舉的安排，雙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識。此時英方突然這樣提出問題，顯然是想「翻案」。
兩星期後，由我給傑弗里·豪回覆一信，著重批駁了英方關於香港信心的說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舉措，打擊了港人的信心。關於香港政制問題，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單方面的改變。
不久，英國外相換人。我的第二位英方談判對手是梅傑。梅傑平民出身，憑著自己奮鬥，成為保守黨里的後起之秀，這在十分重視傳統的英國官場並不多見。梅傑任外相的時間很短，後來他接替了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
我同梅傑只有過兩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們在巴黎召開的柬埔寨問題國際會議上相遇。梅傑舉止比較謙和。我說他是一顆「上升的星」，前途無量；他趕緊說自己還是一名「新兵」。會晤中，他試圖影響我們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關駐軍的條款。我說，基本法是中國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議，中方可以考慮，但對中方施壓以改變雙方商定的條款，那是徒勞的。我強調說，駐軍問題已寫入聯合聲明，是已經解決的問題，不應該重新提出來。在這次會晤中，梅傑同意雙方恢複聯絡小組的工作。
第二次見梅傑，是在那年秋天的紐約聯合國大會上。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議員直接選舉的名額。我表示，政制改革必須與以後頒布的基本法相銜接。中方主張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須循序漸進。
此時，中英雙方圍繞著香港政制改革問題，悄然擺開了對立的陣勢。一場曠日持久的外交紛爭就要展開。
英國密使訪華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很快變成了外交談判桌上的爭端。
1989年底，隨著我國局勢穩定下來，經濟持續發展，西方國家開始鬆動制裁中國的立場。美國先派了特使秘密訪華，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英國不甘落於人後，也採取了主動。撒切爾首相決定派其外交顧問柯利達作為首相特使，於當年12月4日秘密訪華，轉交她給江澤民總書記的正式信函，並與中方探討改善雙邊關係的可能。
這是中英雙方一次重要的接觸，為今後幾年雙方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的交鋒拉開了序幕。
柯利達曾任駐華大使，是一位「中國通」，還直接參与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他對中國事務很熟悉，同時也深知如何捍衛英國的根本利益。在香港問題上，他與保守黨主流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職後，一直對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評態度，堅持主張維護與中國的合作，不與中方對抗。
但是，此次他作為密使來訪，是為了忠實地履行撒切爾首相的方針。
撒切爾首相致江總書記的信相當長。她在信中表示，希望雙方扭轉兩國關係惡化的趨勢，恢複過去的良好溝通，並重申了英方的立場：信守聯合聲明，特別保證「無意讓香港被用做進行顛覆的基地」，也不試圖使香港問題「國際化」。
然後，撒切爾筆鋒一轉，提出英方面臨著「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員名額的巨大壓力，對此不能視而不見。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時，能與英方的安排保持協調。
柯利達抵京後，與周南副外長會談了一整天，全面討論了中英雙邊關係和香港問題。柯利達提出了增加兩國貿易、恢複官方高層接觸等改善雙邊關係的具體設想，也提出了英方準備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選議席數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席。
第二天，江總書記會見柯利達，會談進行了近兩個小時。此時，柯利達亮出了英方的真意，說了這樣一段話：中英關係應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如在某一方面發生了困難，從整體上就很難取得進展。雙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選問題達成諒解，恢複兩國良好關係的大門就是敞開的。
這顯然是把香港選舉問題當做恢複雙邊關係的先決條件。
江總書記當即頂回了英方這種施壓的手段。事後，英國駐華大使還特意向我方人員解釋說，柯利達這番話，是根據倫敦上級指示而談的。
大約半個月後，江總書記正式複信撒切爾首相，充分肯定來信對中方示好的積極方面，並就香港立法局直選比例問題表示，估計基本法最後方案與目前草案「不會相距過遠」。如果英方在1991年選舉中直選議席數目超出過多，將來恐難同基本法相銜接。
這個意思就是說，中方不會接受英方方案，但草案也還有修改的可能，雙方可以進一步商量，大門並未完全關死。
柯利達來訪的最後一天，我同他進行了會談。這是他此行中的最後一次正式會晤。他對前兩天會晤中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深感失望，急於抓住最後機會取得一點兒成果。
柯利達對我表示，雙方立場有很大距離，擔心這可能影響兩國關係。他問我，江總書記複信給撒切爾首相之前，我能否讓他先給她捎個口信。我原則地表示，請他向首相轉達：中英兩國政府應當嚴格按聯合聲明的原則辦事，已商定的事情，不要輕易改變，這樣才有利於香港的穩定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