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訪非洲
我與非洲結緣，始於1964年。那時，我在教育部工作，隨楊秀峰部長訪問埃及、阿爾及利亞、馬里和幾內亞四國。我們是4月1日離京，到5月14日才回國，在非洲訪問了一個半月。代表團成員有四人，除了楊秀峰部長和我，還有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教育部的司長鬍沙。其中，楊秀峰部長最為年長，長我30歲；其次，是季羨林教授，長我17歲；那年我36歲，胡沙和我年紀相仿。一行人中，「老、中、青」 俱全。
算起來，此次非洲之行，已是將近40年前的事了。訪問之後，季老曾發表過遊記，我也即興寫過短文，介紹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兩種迥然不同的風土人情和文化氛圍，以及非洲人民對中國人民如火一般的兄弟情誼。
有必要說明一下當年前去非洲的路程，以見當時行旅之艱辛。我們一行先從北京飛到昆明，過夜。第二天飛往仰光，再過夜。第三天乘飛機到達卡（當時東巴基斯坦的首府），為換機票，在機場等到深夜，才乘上飛往卡拉奇的飛機，到那裡過夜。在卡拉奇休息一天後，再飛往開羅。前後整整花去將近一周的時間，才終於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埃及。我們在那裡感受到了非洲文明的久遠。當時，在金字塔有一種「聲與光」的表演，茫茫夜色中，燈光和聲音不停地變幻著，使人似乎感受到古埃及法老魂靈之間的對話。據說，這個節目幾經修改，一直演到今天。
訪問埃及之後，我們先是西行，訪問了北非，然後南下，進入了非洲大陸的腹地。
上世紀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一個接一個的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獲得了獨立。阿爾及利亞、迦納、幾內亞、馬里都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而中國是他們最堅定的支持者。
我們這次訪問，正好是在周恩來總理訪非之後不久進行的，警察見到我們的車隊掛著中國國旗，都立正敬禮。沿途群眾也紛紛招手致意，兒童高呼「周恩來！周恩來！」。各國都給予我們高規格的接待，這種高規格的接待，一定包括當地的土風舞蹈和非洲「塔姆塔姆」鼓的擊鼓表演。黑人兄弟用形體和打擊樂表現出的熱情，使我們久久沉浸在濃濃的友情之中。
當時，阿爾及利亞、馬里、幾內亞三國均獨立不久，特別重視本國的教育事業，急於清除殖民主義統治的影響，希望培養自己的人才和幹部。馬里總統凱塔對我們說，馬里要在10年到20年內解決所有學齡兒童入學問題。幾內亞獨立後，立即收回了教育主權，將私立學校國有化，幾內亞總統杜爾親自抓教育改革。馬里、幾內亞的教育經費佔到國家財政預算的20%，其中學在校生一律供給膳宿，有的還提供服裝。而阿爾及利亞的教育經費更是高達財政預算的30%，大學生全部享受為數相當高的助學金，在有的女子中學，學生有單間宿舍，伙食標準很高。
在訪問馬里時有個插曲。楊秀峰部長突然接到國內指示，讓他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前往桑給巴爾去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那時，東非的坦噶尼喀共和國和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決定合併組成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
楊秀峰部長此行需要翻譯，但桑給巴爾一帶是講英語的，而團內是法語翻譯。大家一再商量，看到我最年輕，還懂英語，便派我陪同楊老一同前往，既作秘書，也當譯員，連同警衛任務也一起兼了。
當時，非洲各國之間的交通很不方便，一般都要先飛到歐洲宗主國後才能轉機。為了去桑給巴爾，楊老和我就是先飛到法國巴黎。那時中法剛剛建交，尚未建使館，只有一些先遣人員在那裡。我們到了那裡，要自己燒晚飯。從巴黎，我們再飛義大利羅馬。那時，中意還沒有建交，只好請阿爾巴尼亞駐意使館提供幫助。由羅馬，我們又轉道肯亞，然後才到了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在那裡參加完慶祝活動，我們又經蘇丹、奈及利亞、迦納，飛回幾內亞，繼續我們的非洲之行。當時，楊秀峰同志已是66歲的老人，一路奔波，相當辛苦，好在一切順利，我也總算圓滿完成了此項特別任務。
非洲是我除蘇聯以外最早訪問的地區。1964年的這次非洲之行，使我對這片土地的神奇和文化的多彩，有了親身的感受和感性的認識。當時沒有想到的是，十年後，自己會被派到非洲去當大使。
出使非洲
1974年7月，我被任命為中國駐幾內亞大使兼任駐幾內亞比索大使。
我是那年8月重返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的。從機場到使館的路上，我坐在汽車裡，透過車窗，默默望著窗外街景，不禁回憶起十年前訪問這裡的情景。大西洋畔的科納克里風光依舊，只是街旁的建築比十年前陳舊了許多。在經濟面臨困難的情況下，當年人們隨著民族獨立運動所迸發的激情似乎也消散了。
出任大使，第一件事就是遞交國書。幾內亞外交部很快就做了安排。8月20日，我向杜爾總統遞交了國書，並向他轉達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親切問候和敬意。杜爾總統讚揚中幾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說對於中國在各方面給予幾內亞的援助，幾內亞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遞交國書的儀式十分隆重，幾方的總理和十多位部長一起出席，顯示了對中國的格外重視。
出任駐幾內亞大使的同時，我還兼任中國駐幾內亞比索的首任大使。當時，幾內亞比索剛剛打完游擊戰，才宣布獨立不久，政權正在建設中。
那年9月下旬，幾內亞比索政府決定在臨時首都博埃——原游擊隊根據地——舉行獨立一周年的慶祝活動，邀請我出席慶典，並向國家元首卡布拉爾遞交國書。
那次，一同前往參加幾比慶典的還有其他國家的使節和賓客，共約20人。杜爾總統派出了飛機和車隊。我們一行人先是乘飛機到了與幾內亞比索接壤的博凱省首府，然後改乘汽車進入幾內亞比索，前往博埃。
當汽車駛入幾內亞比索的國境後，滿眼是非洲熱帶稀樹草原的景色，野草遍地，人煙不見，甚是荒涼。草原上連路也沒有，全憑當地人的經驗，沿著丘陵谷地中以前留下的轍印前進。據說，我們走的就是當年游擊隊溝通前後方的小道。
經過一番顛簸，終於抵達博埃。我們下榻的「賓館」是一間用竹子和樹葉搭成的具有非洲特色的圓頂茅屋。茅屋內，放著兩張簡陋的竹架床，牆壁既透風又透亮。每天早上，都有當地婦女頭頂一桶冷水，放在門口，供來客使用。茅屋後面，挖了一個土坑，上面留了一個小口，看了就知道是廁所。
儘管幾比外交部竭盡全力，來賓的膳食需求仍然無法很好地滿足，好在我們早就準備了罐頭和餅乾。
9月25日，在鄰近的一間大一點的圓型茅屋裡，我向卡布拉爾主席正式遞交了國書。路易斯·卡布拉爾，我們又稱他為「小卡」，是前任幾內亞和維德角非洲獨立黨總書記阿米卡爾·卡布拉爾的同父異母兄弟。他們兄弟倆都到過中國，對中國懷有友好之情。可惜的是，他的兄長在1973年被人暗殺了。20世紀60年代，我們支持幾佛獨立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並為其培訓了20多名幹部，這些人後來在黨政軍部門都擔任了要職。
在交談中，卡布拉爾主席一再對中國的支持表示感謝。他說：「我們的第一批幹部就是在中國培養的。在我們進行解放鬥爭的過程中，吸取了中國的經驗，使我們戰勝了敵人。在戰爭結束後，我們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恢複我國的經濟，也需要吸取中國的經驗。」
在我遞交國書後不到一個月，幾比政府遷都比紹市，即是葡萄牙殖民時期的首府。12月16日，我再赴比紹市，就建館及提供水稻種植技術援助等問題同幾比方進行磋商。幾比領導人佩雷拉總書記、卡布拉爾主席和門德斯總理在會見我時，都對中國在幾比設館表示了熱烈歡迎，允諾盡一切力量幫助中國在最短時間內選擇館址，完成建館工作。
比紹市是一座相當歐化的消費型小城。市內的建築都是葡萄牙風格，房子不大，給人以小巧玲瓏的感覺。城市也不大，驅車觀賞街景半小時足矣。不過，各國大商行都在此設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歐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場。比紹市的經濟發展落後，文化設施簡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資啤酒飲料廠、一所中學、一家電影院、兩座醫院、幾家兼賣少量書刊的文具店。當時，葡萄牙大資本家相繼離去，資金大量外流。中小企業主勉強維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當時的印象是，振興經濟將是幾比政府在相當長時期內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日後，幾內亞比索和維德角分別成為兩個獨立國家，幾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維德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後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後，幾比外交部為我們在比紹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處二層小樓，我們就將它作為了中國大使館。多明戈·拉莫斯是幾佛獨立黨的傑出戰士，曾任幾比東部地區加布軍區司令，在戰場上犧牲了。這條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