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蘇聯
我第一次出國就是到蘇聯。那幾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 1954年8月，我被派到蘇聯團校學習。那年我26歲，初為人父，女兒出生只有20多天。
從1951年起，共青團中央每年選派一些團幹部到蘇共中央團校學習，為期一年。我參加的是第四期，領隊是當時在東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凈武同志，副隊長是北京大學的張學書。
我們19名學員，加上兩名翻譯，共21個人，是在1954年8月底離京飛往莫斯科的。記得我們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蘇聯飛機，從北京起飛，途中降落兩次，並在伊爾庫茨克過夜，第二天換乘大型飛機，中間又停了好幾站，最終才到達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裡好像剛剛下過雨，走出機場時，腳下還不時會踩到雨後一片片的積水。
蘇聯中央團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鎮威什尼亞基，離莫斯科市區有市郊列車六站地的路程。學校周圍有一片白樺林和一個不小的湖泊，附近還有一座彼得大帝時期一位大臣的莊園，那時已改做博物館。
團校的課程有聯共（布）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三門主課，還有俄語、青年團工作等幾門副課，另外就是體育課了，冬季還要學習滑雪。團校授課採取課堂宣講和課下自學相結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課堂上先講授三到四個小時。那些蘇聯教授的理論功底都很深，講起課來真是引經據典，照本宣科，馬列主義的某個觀點、某句話，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幾頁上，都能一一說出，分毫不差。課下，我們則要用大量時間來閱讀指定的理論書籍，也就是馬列主義經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師圍繞教學內容組織的課堂討論，俄語叫「席明納爾」。在這種討論中，教師和學生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可以互相提問，內容當然只是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很少有與實際相結合的討論。
赴蘇之前，所有學員只受過為時半個月的俄語訓練。開始時，老師授課和師生之間交流都要通過翻譯，從俄語翻譯成中文，再將中文翻譯成俄語。學習俄語，成了首要任務。
根據學員的水平，俄文課分成了四個小班開設，每個班約有四五個人。分班前有個水平測試，讓從地圖上指出某個城市，還問一些諸如「你是怎樣到這裡來的？」之類的問題。我和幾位曾在國內自學過俄語的同學分在一個班，被其他同學戲稱為「高級班」。
開學後，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著背俄語單詞或朗誦課文。到了學習結束時，我和有的學員已經可以用俄語回答問題了。
除了課堂學習外，蘇聯團校還組織我們參觀革命遺址、紀念館、工廠、集體農莊，以及參加一些文化娛樂活動。我們參觀過托爾斯泰故居、高爾基紀念館，觀賞過特列季亞科夫畫廊，還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看過經典的芭蕾舞《天鵝湖》，以及聽一些著名的歌劇。
1955年寒假，我們去列寧格勒旅行。時值隆冬，天寒地凍。在一片皚皚白雪中，我們參觀了冬宮、斯莫爾尼宮和因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而聞名的「阿芙樂爾」號軍艦。全班同學還在蘇聯和芬蘭邊界附近的拉茲里夫湖畔的一個小茅屋前合了影。當年，列寧就是住在那間小茅屋裡，寫下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暑假期間，我們又被安排去烏克蘭旅行，並乘船遊覽了黑海和克里米亞。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正處於最好的時期。蘇聯團校的教員、同學、翻譯，乃至後勤工作人員，對中國學員都非常熱情，在學習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顧得很周到。我們的俄語老師聽說中國人喜歡吃花生米，就在課堂上說，她一定會給大家找一些來。過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這件事忘記了，那位老師卻真的為大家帶來了許多花生米。那是她從莫斯科市裡千方百計找到的。當她把花生米一一分給她的中國學員時，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班上的翻譯瓦里婭，還受校方委託，負責安排學員的各種活動，假期帶領大家到外地參觀訪問。她不辭辛苦地幫助中國學員解決校園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那份耐心、熱情和周到，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時，在我們中國學員的心目中，蘇聯是革命聖地、列寧的故鄉，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樣板。蘇聯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而社會發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嚮往。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百廢待興，在經濟建設等很多方面，都在學習蘇聯的經驗。我們到了蘇聯，都很興奮，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蘇聯為榜樣，好好學習。
但是，在蘇聯學習的時間長了，和老師、同學的交往多了，慢慢發現蘇聯也存在著一些難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會現象。不少蘇聯人在談吐中，不時會流露一些不滿情緒。大家最初深感詫異，想不明白，為什麼社會主義建設了幾十年的蘇聯，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呢？社會主義社會難道也會不完美嗎？
留蘇工作
1955年夏天，蘇聯團校的學習還沒結束，組織上就通知我，畢業後留在駐蘇使館工作。
我們剛到蘇聯時，我國駐蘇大使是張聞天同志。1955年初，張聞天奉調回國，由劉曉同志出任大使。陳楚同志和張德群同志先後在使館任公使銜參贊。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館的留學生管理處工作。
那時，我國一年中同時在蘇聯的留學人員約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寧格勒、基輔、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敖德薩等地也有不少人。使館的留學生管理處負責所有與留蘇學生有關的事務，例如聯繫院校、確定專業、留學生的思想教育，乃至個人生活方面的一些問題也要處理。留學生管理處的主任是教育部派來的參贊李滔同志。在留學生管理處工作時，我幾乎到過所有有中國留學生的蘇聯院校，並有一年的時間住在列寧格勒，專職管理那裡的1000多名留學生。
1960年，我調到使館研究室，主持調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調回國。
從1954年去蘇聯團校學習，到1962年回國，我在蘇聯學習、工作了八年。這期間，蘇聯內部和中蘇關係都發生了不少影響深遠的變化。特別是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做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在蘇聯社會引起了強烈反應，西方輿論也廣為傳播。不久，中國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兩黨發生分歧。從1959年起，中蘇開始了為期30年的「冷戰」。我1962年初回國時，中蘇兩黨正處於「十年論戰」的高潮，而兩國關係正在一步步滑向嚴重的對抗。
重返莫斯科
十年後，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幹校勞動之時，又一次奉命赴蘇，到駐蘇使館擔任政務參贊。
當時，中國仍在經受「十年文革」的磨難，人們的思想在經歷了社會動亂之後，正孕育著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在赴莫斯科的火車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後的蘇聯會是什麼樣子，社會有什麼變化。
從北京到莫斯科，火車要行駛整整一個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觀察一下。從車窗望出去，仍是一望無際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樺樹，廣袤的草原……風光依舊。只是沿途看不到什麼大的建築、新的工廠或新的城市。列車一站站停靠時，從行色匆匆的旅客們的衣著和行李上，以及車站小賣部搶購食品、到處有人拎著麵包的情況來看，蘇聯沒有什麼變化，發展好像停滯了。當年赫魯曉夫吹噓的「20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的「宏偉規劃」顯然已成了泡影。
要說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上乘客已經寥寥無幾了，和十年前的境況真有天壤之別。我們幾乎可以獨享整節車廂，旅途煩悶時，只能和乘務員聊聊天。當時，中蘇之間的交往已經很少了，但兩國間的國際列車仍照舊運行。
中國駐蘇使館在列寧山上，佔地12公頃，主樓是一座宏偉建築。這時，使館的工作人員已大大縮減。由於雙方關係緊張，蘇聯方面設了好幾個警察崗哨，對中國使館進行嚴密「保護」，也就是嚴格監控。
從使館的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學建築的尖頂上閃亮著碩大的紅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這所大學的大禮堂里向留蘇的中國學生說，你們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當時，留學生們高喊著 「為祖國建設奮鬥50年」的口號來回應，場面激動人心。
時過境遷，當年熱情澎湃的場景已經不再。駐蘇使館裡相當冷清，與對方已經沒有多少外交業務了，只能在使團中開展工作。對蘇方，除了一些禮節性拜會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議，或是駁回對方的「抗議」。
20世紀70年代初期，駐蘇大使是劉新權同志。使館有三位政務參贊，除了我，還有馬列和王藎卿同志。
由於莫斯科地處交通要道，過往的中國代表團仍然不少。使館的一項工作就是向他們介紹蘇聯的情況，以及逗留期間應注意的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