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赴漢城
我第一次去漢城是1991年11月，參加在那裡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當時，我們剛剛完成加入這個組織的手續，是第一次出席會議。按照慣例，亞太經合組織每年舉行一次全會，各成員代表團由外交、經貿雙部長率團，我和當時擔任外經貿部部長的李嵐清一起率團赴漢城與會。
中國外長在漢城出現，這在當時是破天荒的事情。自1945 年二戰結束以來，中國和韓國之間就沒有任何官方往來，更不用提朝鮮戰爭期間的激烈對抗。儘管今天國內隨處可見韓國遊客，中國公民也可以自由去漢城旅遊，但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對中國來說，韓國仍是「禁區」，幾乎沒有多少人去過那裡。
11月12日，中國代表團乘坐的民航包機飛往漢城，在金浦機場降落。那時，中韓沒有外交關係，更沒有航班飛機。我們的包機沒有在韓國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會議結束時，再來接代表團回國。
我們在機場受到韓方的歡迎。韓方安排代表團從飛機上下來直接上汽車，陪同我們一起駛往市區。原來，韓方考慮到中國外長第一次來韓國，擔心記者多了影響機場秩序，沒有讓韓國和外國記者到機場採訪。
實際上，各國媒體記者當時就守候在中國代表團準備下榻的漢城最大的新羅飯店，嚴陣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著中韓關係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跡象。
當我們到達新羅飯店時，剛進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裡的記者圍了一個水泄不通。燈光閃爍，攝像機瞄準，長長短短的話筒一起伸過來，只見攝影記者在搶鏡頭，電視記者在錄像，文字記者七嘴八舌地提問題。記得，其中還有幾位台灣女記者，一個勁兒地高聲搶話。記者們最關心的不是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問題，而是中韓關係是否會發生什麼變化。當時，人聲嘈雜，亂成一片，既聽不清提問，也根本無法回答問題。我向記者們表示感謝，對他們說，我們還會有機會見面，隨即在韓方人員的引導下，勉強擠進了電梯。不想，記者們有辦法，一直追到我們住的樓層，堵在套間的門口，讓我們根本無法進出。看到這種情況，韓方接待人員就把我們住的樓層封鎖了起來，由專職警衛日夜把守，維持秩序，以防發生問題，同時也保證我們能正常出入。
這次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部長級會議開得很順利，韓國外長李相玉和各成員外長，在會上次第發言，都用準確的語言對三個新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北、香港）加入亞太經合組織表示了歡迎。我在會上也發了言，感謝各成員的支持。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北和香港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是亞太經濟合作進程的重要發展。我還對韓國作為東道主為實現這一安排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讚賞。
在會議期間，韓方信守了承諾，包括總統歡迎宴會在內，都沒有安排在漢城的台灣「大使」參加任何活動。
亞太經合組織
中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是費了一番周折的。
成立亞太經合組織的構想，最初是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在1989年初訪問漢城時提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同東亞地區的經濟聯繫與合作。開始，澳大利亞方面很希望中國給予支持，為此曾派特使專程訪華。然而，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發生後，澳大利亞和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就改變了態度。中國沒有參加當年在澳大利亞舉行的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和次年在新加坡召開的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但是，亞太經濟合作沒有中國參加是難以想像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市場廣闊，和亞太地區有著廣泛的經濟聯繫，經濟又保持著高速、強勁、持續的增長。亞太經合組織的各成員都認識到，必須邀請中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在其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上所通過的聯合聲明中，就有這樣一段文字：
「部長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香港三個經濟體不論是就其現行經濟活動，還是就其對本地區今後繁榮而言，均對亞太地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三個經濟體參加今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是合適的；部長們同意應繼續與三方進行磋商以便達成三方和亞太經合組織現有成員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漢城會議上儘早加入亞太經合組織。」
正在同中國商談復交的印尼，是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首先向我們通報了有關情況。隨後，將擔任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東道主的韓國，開始派人與中國進行私下磋商。
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之所以比較複雜，主要是要處理好台灣、香港同時加入的名稱和地位問題。
亞太經合組織與聯合國等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不同，其成員都稱為經濟體，是討論經濟問題的論壇，開會時也不懸掛成員的國旗、國徽等標誌，所以，香港和台灣可以作為經濟體加入。
我們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則，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加入，台灣和香港作為地區經濟加入。
為了在漢城會議前解決中國加入的問題，韓國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當時韓國雖與台灣保持著「外交關係」，但是它已經考慮到，在東亞今後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架構變化的前景下，與中國建交有利於韓國。因此，利用東道主的便利條件，積極推動解決中國入會問題，並以此帶動與中國的交往，就成為韓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
當時，韓國外交官員是不能來中國訪問的，但我們破例，讓韓國外交部次官補（即助理部長）李時榮，以當年亞太經合組織高官會議主席的身份，多次來京與我們商談解決方案，並通過他，將情況通報給其他成員徵詢意見。李時榮還多次往返台灣和香港，與他們周旋和磋商。
談判的過程十分艱巨。之所以如此，倒不是韓國方面和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在區別主權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原則上有什麼不同意見，而主要是台灣方面從中作梗。
台灣方面堅持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享有「平等地位」。在稱謂上，堅持不同意使用我們最初提出的「中國台灣（TAIWAN，A）」的名稱；不願接受其「外長」不得與會的安排，而且，還不願就這些問題與我們直接商談。這就使談判遇到了障礙，問題一時無法解決。
李時榮在三地穿梭、往返傳話，還要設計讓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其艱辛程度可想而知。事情一直沒有進展，直到後來，據說李時榮向台灣發出了「如台灣方面拒不接受妥協，將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先加入」的最後通牒之後，台灣方面才表現出了「識時務」的態度，不得已做出了讓步。
經過六輪談判，歷時九個多月，這才終於找到了我們認為合適、台灣和香港也能接受、其他成員一致贊同的辦法。
1991年10月2日，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秦華孫和韓國的李時榮在紐約簽署了關於三方同時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的諒解備忘錄，其中包含了我們堅持的基本原則，以及對台灣的稱謂和參加活動的級別的明確規定。台灣要用「中國台北（ESE TAIBEI）」的名稱，而且，只能由主管經濟事務的部長與會，其「外交部長」或「外交部副部長」不得參加會議。
亞太經合組織與台灣和香港也簽署了內容相同的諒解備忘錄。當時我們還與韓方達成一項協議，就是在漢城的台灣「大使」不能參加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的活動。這樣就為中國代表團出席漢城部長級會議掃清了道路。
會見盧泰愚
在我們到達漢城的當天下午，按照日程，盧泰愚總統在青瓦台集體會見各成員部長，我們按時到達，登上又高又寬的數十級台階，進入了會見大廳。來賓按禮賓順序站好，這時，總統府禮賓官私下告訴我，說總統請我在集體會見後留下來，他將單獨會見。
盧泰愚雖是軍人出身，但比較溫和，在與中國建交問題上態度相當堅決。他於1988年2月就任韓國總統，上任後，根據國際形勢和朝鮮半島形勢的變化，明確提出為了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要在他的任期內與中國、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稱之為「北方政策」。
1988年10月，韓國成功地舉辦了漢城奧運會，擴大了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同時也通過接待中國、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體育代表團，鬆動了與這些國家的緊張關係。
1989年初，匈牙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率先打破禁忌，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到1990年9月蘇聯與韓國建交時，絕大部分東歐國家都與韓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盧泰愚雖也曾多方試探，想與中國改善關係，但一直進展不大。當時，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了，因此，他比較著急，自然也就不會放過中國外長在漢城出席國際會議這一絕好機會。
集體會見結束後，李相玉外長將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會客廳，預先確定的陪同會見的人員都已到達。盧泰愚總統身著藏青色的西裝，走進了會客室，與每人握手。
落座後，盧泰愚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