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喪之禮
1989年2月23日至25日，我作為外長以中國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禮，在東京停留了一天半。除了參加葬禮活動和同日本政府領導人接觸外，我同前來參加葬禮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托就中、印尼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了會談，達成「三點一致意見」，從而打開了關閉23年之久的兩國外交關係的大門。這條消息一時成為東京各媒體的頭條，引起了廣泛關注。有的評論說，中國在日本東京進行了一場成功的「葬禮外交」。
「大喪之禮」
先說說在東京參加葬禮的情況。
1989年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禮在東京新宿御苑舉行。新宿御苑坐落在東京新宿區和澀谷區之間，是一座大型的國家公園。江戶時代，屬於信州（今長野縣）高遠藩主內藤家的領地。當時由於玉川上水經過，被稱為玉川園。1872年，那裡作為農業試驗場而被收為國有土地，1879年，又成為宮內省管轄的新宿植物御苑。1906年，由一法國人設計，建成了一個法式庭園，面積為58萬平方米。整個御苑包括西洋式庭園、日本式庭園、兒童遊樂場，還設有溫室。1949年，這裡成為國家公園，對外開放。天皇去世後，天皇葬儀委員會就在新宿御苑內專門搭起一座黑白雙色的帳篷，作為葬禮的主會場。
那天，天皇的葬禮從上午7時30分開始，持續到晚上8時50分，一共進行了13個小時20分鐘。
儀式分兩部分，先是宗教儀式（注），只由皇族人士參加，現場用一塊大幕布隔開；然後是「大喪之禮」，也就是國葬，由明仁天皇、首相、議長等致悼詞，外賓悼唁。
據報道，為保證葬禮的順利進行和來賓的人身安全，日本警方出動了3.2萬名警察，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戒備措施。東京街頭，尤其是皇宮和葬禮主會場周圍，可謂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記得當天清晨，天空灰暗，細雨蒙蒙，東京的早春天氣，還是相當寒冷的。在大帳篷內等待的外賓，都穿上了大衣，豎起衣領，日方特別備有暖手紙袋，發給客人。
上午9時30分，靈柩車從皇宮出發，經國會議事堂、赤坂御所等駛向新宿御苑。10時10分，靈柩車抵達新宿御苑。在新宿御苑先舉行皇族參加的宗教儀式，明仁天皇及皇室成員供奉祭品，並向裕仁天皇遺體告別。
然後，「大葬之禮」開始。明仁天皇、竹下首相、眾議長、參議長、最高法院長官（院長）等先後致悼詞。隨後，各國參加葬禮的貴賓，按唱名前往靈柩前默哀致意。葬禮結束後，數十名禮賓人員抬著靈柩，緩步走向新宿御苑門口，將靈柩抬進靈車，直駛東京的皇族武藏陵墓地入葬。
當天晚上，竹下首相在赤坂迎賓館舉行招待會，對前來參加葬禮的各國貴賓表示感謝。
值得注意的是，葬禮前夕，日本國內出現了不少否定日本侵華戰爭侵略性質和為裕仁天皇開脫戰爭責任的言論。裕仁逝世後，日本媒體大量報道其生平事迹，渲染裕仁如何與國民「同甘共苦」、關心國家和平繁榮的「崇高品德」。2月14日，竹下首相在國會回答在野黨議員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和性質的質詢時，竟然表示，上次大戰是不是侵略，應由後世史學家來評價。同日，日本內閣法制局長官味村治在國會答辯時也說，不論從國內法，還是從國際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沒有戰爭責任的。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關裕仁天皇不負有戰爭責任的表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此立即做出反應，強調指出，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日本當局理應採取尊重歷史事實的正確態度。任何模糊戰爭性質、推卸戰爭責任的言行，都是違背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原則及精神的，也必將傷害中國和亞洲其他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歸根到底，對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國人大常委、著名歷史學家劉大年還對日方推脫戰爭責任的言論進行了批駁。
事實上，天皇裕仁是侵華戰爭的元兇。他從小受武士道精神教育，1921年11月起攝政，1926年11月即位。日本於1931年侵佔中國東北三省，製造偽滿洲國，於1937年發動長達八年的侵華戰爭，所有這些，都是在裕仁天皇作為日本最高統治者和軍隊統帥時進行的，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最大受害國，我國派不派人和派什麼人去參加天皇的葬禮，一直是各方面關注的焦點。
不少群眾和海外僑胞紛紛來信、來電，要求中方出席天皇葬禮的規格不要過高，有的甚至建議不要派人出席。一些反華分子，更是借題發揮，別有用心地對中國進行謾罵和攻擊。
經多方權衡和考慮，中央決定由我作為外長以國家主席特使身份參加葬禮。這一決定既顧及了國際上正常的外交禮儀，也考慮到廣大群眾包括海外僑胞的感情。對此，國內外反應正常，大都予以理解。日本官方人士也表示日本重視對華關係，感謝中方派人出席葬禮。
由於中國以及國際社會對日方為裕仁天皇開脫戰爭責任表示出了強烈不滿，2月21日，竹下首相緊急召集內閣主要成員商討對策，決定通過外交渠道向有關國家說明情況，以求得諒解。
次日，日本駐華大使中島敏次郎就竹下首相在國會答辯事向中方做了說明。他表示，竹下首相對過去那場侵略戰爭曾做過明確表態，至今沒有任何變化。竹下首相的認識是：一、日本過去通過戰爭給鄰近各國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害。對日本的上述行為，國際上認為是侵略戰爭並進行了嚴厲批判，這是事實，日本要充分認識這一事實；二、日本政府對過去行為的認識，曾在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中表述過，這一認識至今毫無變化。對侵略的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三、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為了不使這樣的事情重演，將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2月24日，我在東京飯倉公館會見日本外相宇野宗佑時，他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對竹下首相在國會關於過去戰爭問題的答辯未能表達真意表示遺憾，強調日本對戰爭性質的認識已寫進日中聯合聲明，並說首相對此問題的表態沒有任何變化。我說，中日關係發展到今天，來之不易，需要珍惜。由於歷史原因，對中日間的一些敏感問題，應當慎重對待。只有正確對待歷史，才能開闢未來，才能避免傷害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
同日下午，竹下首相在其官邸會見我時表示，他對發展中日友好有著一貫的信念，強調願堅持在日中聯合聲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我對他說，只有正確對待歷史，才能堅持中日友好。當晚，日本政壇的元老伊東正義一個人專程到中國駐日本使館來見我，表達對我來日本參加葬禮的感謝，並表示願為日中友好儘力。
次日，日本各大報均詳細報道了我與日本首相和外相會見的情況，並發表了一些評論。有的報道說，竹下首相在此次葬禮外交活動中，緊急會見中國外長實屬破例之舉，說明首相本人及日本政府已深刻認識到有關戰爭責任問題發言帶來的嚴重後果，急欲藉此機會再次說明日方立場，求得中方理解。有的評論提醒說，日本應從中認識到，在與亞洲鄰國打交道時，不能只從民族特性差異這個角度來簡單地處理歷史問題，而要切實採取一絲不苟的態度。
此後，竹下首相又在2月27日的國會答辯上對他上次發言做出修正，明確表示上次戰爭給鄰國造成重大損害，其侵略的事實不可否認。
實踐證明，我國政府決定派人參加天皇葬禮的決定，以及出席葬禮的人選，是恰當和穩妥的，既不失外交禮儀，也有利於增進兩國關係，同時，推動日方在戰爭性質問題上進一步表明態度，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這次去東京參加葬禮，雖然主要著眼於中日關係，但真正取得突破的，卻是中國與印尼的雙邊關係。
中斷的關係
在東京的葬禮上，我會晤了印尼領導人，使兩國中斷了23年的關係得以迅速恢複。這是一次利用特殊機會而取得外交突破的成功談判。
這場「葬禮外交」的意義，也許從中國、印尼兩國關係跌宕、複雜的演變過程中才能看出。
中國和印尼是近鄰，兩國之間有著長期友好交往的歷史。近代以來，兩國人民在反抗殖民主義和外來侵略的鬥爭中，患難與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國成立後，印尼是最早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出席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詳細闡明了我對外關係中堅持執行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隨後，周恩來總理對印尼進行了正式訪問，雙方簽署了《關於雙重國籍的條約》，為解決中國同其他國家之間雙重國籍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範例。中國一直支持印尼收復西伊里安等正義鬥爭，印尼堅決主張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但是，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