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決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長，開始主管蘇聯、東歐事務。
當時，中蘇兩國正處於嚴重的對抗局面：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漫長的中蘇邊界線上陳兵百萬；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這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脅的態勢。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計歷史舊賬，自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間，中蘇兩國經歷了三個「十年」：1959～1969年可以說是十年論戰；1969～1979年是十年對抗；1979～1989年是十年談判。這期間，既有冷戰又發生過熱戰。
但就在1982年初，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跡象，中蘇關係開始醞釀某種變化。
事情要從那年的3月24日說起。
那天，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來到蘇聯的中亞地區，在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雖然仍充滿了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建議雙方磋商，採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蘇關係。
鄧小平同志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所傳遞的信息。當時，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8·17」公報——即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報——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著手改善中蘇關係的時機正在成熟。
我們當時的分析是，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的爭奪日趨緊張，蘇聯已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係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步驟。這在客觀上為我們調整對蘇聯政策提供了機會。
小平同志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發布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是一次沒有座位的新聞發布會。那是3月26日，地點在當時外交部主樓門廳處。當時沒有專門進行新聞發布的場地，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圍。當時擔任翻譯的是現任外長李肇星。
作為外交部首位新聞發言人，我發布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
「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聲明念完後，沒有提問，也不回答問題。第一次新聞發布會就結束了。
這個沒有先例的新聞發布會和三句話的簡短聲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記者的極大關注。
出席發布會的蘇聯記者當場豎起大拇指，對我說：「奧慶哈拉索！」(很好！)他顯然聽出了聲明中不同尋常的意思。
三句話中，重要的是兩個詞，一個是「注意」，一個是「重視」。實際上，就是「聽其言，觀其行」之意。其言可聽，自然是說，你講的話中間，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國對蘇聯所說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裡會聽，更說不上「觀其行」了。現在要「觀其行」，是要對方拿出實際行動來。
這簡短的聲明，第二天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中間位置，表明消息雖短但很重要。聲明在國際上也立即引起了廣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訊社和其他外國媒體紛紛報道，並發表評論。有外電指出，這一謹慎而含蓄的聲明，預示著對抗了30多年的中蘇關係，有可能發生變化，並使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這是我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也是最後一次。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從此成了慣例，每周舉行。不過，不再是站著舉行了，而是移到了國際俱樂部，記者可以坐下來了。後來，外交部建了新樓，有了專門的新聞發布廳。
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領導到他家開會，研究中蘇關係問題。陳雲、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場，我作為外交部主管蘇聯、東歐事務的副部長也列席參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採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係有一個大的改善，但中蘇關係的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聯得做點事情才行。這就提出了要蘇聯主動解決「三大障礙」，即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見。
中蘇兩國長期論戰，一直在爭論誰對誰錯，我們說蘇聯是修正主義，蘇聯說我們是「教條主義」，雙方的調門越來越高。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蘇關係改善的條件，卻將現實問題的解決置於首位，重點由意識形態的爭論轉向了國家利益的考慮，顯示出日後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趨向。
陳雲同志提出了採取什麼方式傳遞信息的問題。信息的傳遞，既要引起對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見使館人員或派人前去訪問，恐怕過於正式，而當時中蘇之間又沒有什麼其他的接觸渠道。
小平同志提議，為了不引起外界的無端猜測，可由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以視察使館工作名義前往莫斯科，並同時前往波蘭華沙。當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8月10日，蘇歐司司長於洪亮啟程赴莫斯科。在他啟程前，我們根據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說帖。
蘇方對我們蘇歐司司長突然出現在莫斯科，並要求在使館面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的行動，給予了特別的重視。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應邀來到我國駐蘇使館，第一遠東司司長賈丕才特地中斷休假，從莫斯科郊區別墅急忙趕回，陪同前來。
會面時，於洪亮同志向對方口述了長達1000多字的說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來，幾乎一字不差。
在說帖中，中方指出，中蘇兩國關係不正常狀況已經存在多年，中蘇兩國人民都不願意看到這種狀況繼續存在下去。現在是為改善中蘇關係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了。當然，問題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就解決，但中方認為，只要中蘇雙方都有改善關係的誠意，完全可以通過協商，逐步實現公正合理的解決。中方建議先從蘇聯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做起，也可以從解決影響兩國關係的其他問題，如減少中蘇邊境地區武裝力量做起。與此同時，雙方還應考慮找到一個有關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來解決蘇聯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的問題。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問題上能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總之，只要雙方站得高，看得遠，有使兩大鄰國恢複睦鄰關係的誠意，從解決一兩個重要問題入手，就可以為兩國關係打開一個新局面。至於交換意見的形式，雙方可以協商。
伊利切夫眯著眼睛仔細聽著。他資格很老，赫魯曉夫時期曾任蘇共中央書記，當過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和《消息報》、《真理報》主編，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赫魯曉夫下台後，他退出中央領導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長。他為人穩健，處事謹慎，說話時字斟句酌，給人的印象是過於嚴謹而稍欠靈活。聽了我方的說帖後，他做出的回應仍是慣常的外交辭令。他說，你的想法，不管是從內容上，還是從主動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時，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態，好像並未完全覺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實含義。倒是當時在座的中國通賈丕才比較敏感，捕捉到了說帖中的新東西，表示這件事可能起到某種積極的推動作用，並說，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是我們這些人所能解決的，要報告政治局和最高領導。
這次會見以後，於洪亮即轉赴華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專程來莫斯科的，同時也給蘇方考慮和準備回答的時間。
8月18日，當於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會見伊利切夫時，伊利切夫談話的態度有所變化，口氣也緩和多了，稱已將中方的想法報告了中央，蘇方將做出正式答覆。
8月20日，蘇聯第一副外長馬爾采夫約見我駐蘇使館臨時代辦馬敘生，交來一份作為正式答覆的備忘錄，表示蘇方願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級別上同中方討論蘇中雙邊關係問題，以便「消除關係正常化的障礙」。
蘇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礙」，這與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們認為，蘇方對我方信息的反應是積極的。小平同志隨後找我和於洪亮去他家裡，親自聽取了有關傳遞信息的詳細彙報，當即決定同意重開中蘇談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開幕前，中蘇雙方已內部商定，由兩國副部長級的政府特使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政治磋商。
磋商開始
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為中國政府特使，參加中蘇政治磋商。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重要而又極富挑戰性的使命。蘇聯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談判對手，就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