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春天,我離家遠行。臨別的時候,一位不走的朋友打開地圖,手指在上面走了很久,終於抬起頭,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問:你肯定那兒還是中國嗎?
這是一片青綠的大山,在雲南省。雲南在中國的西南,這片不平的綠色又在雲南的西南。在那兒,常有寮國人或緬甸人走過來,尋找他們走失的牛群。從邊界的零號界碑算起,離北京五千公里。西南部邊境的外邊,越南人正在和美國人打仗。在我的行裝中,有十袋特大號的牙膏,五公斤糖果和一木箱書。書,在我去當兵時全部遺失了;糖果後來在亞熱帶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來了大群的螞蟻。我把糖果連同螞蟻一起放進杯子,衝進開水。我知道這涉嫌殺生,可我的健康需要喝這糖水。牙膏卻用得很慢。如果每天刷牙一次,一袋牙膏一個人可以用十個月。為了思鄉的緣故,我一日刷牙三次,彷彿這樣時間就可以過得快些。可我當初買這麼多牙膏卻是因為再也不想回家鄉了。多年後我認真地意識到, 十袋牙膏就是十袋預購的沉甸甸的時間,彷彿預示著我的命運——包括當兵在內,我一共在雲南呆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習慣,我應該把最後一袋牙膏帶回北京,另一袋正好用到一半。這七年中間,我回過兩次家。我暗自慶幸——有人比我呆得更久,只回過一次家或者沒有回過家;還有的,回「老家」了……
識字的人,受了書的感動,無論中外,簡樸地走到民間,特別是鄉村;教書、療病、傳教、解難,儘力為大眾做一點事,自古就有。孔夫子和耶穌都做過,後來者,更是綿綿不絕。他們中間,成功者得了榮譽,失敗者得了敬意,貢獻生命的,被稱做聖人。他們的決定不得自任何人的命令,所以不是為別人才做;他們的行為又給別人以福澤,所以也不是為自己才做。這樣的人,總是少數。而在六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卻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數不自願又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以軍事動員的方式被送到偏遠的鄉間。而且,他們同鄉村大眾的關係被顛倒過來,用毛澤東的號召來概括,就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個號召發表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此後十年的時間內,總數二千萬以上的青少年從大小不同的城市走向農村,這場被官方正式稱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是「文革」的創舉之一。
對於這場運動,說痛苦,說悲壯,說憂傷,說升華,都有之,沒有定論。因為牽扯的人數過多,空間過於廣闊,產生了無數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有多少個故事就有多少種看法。一般的看法是:這些年輕人多少受過教育,他們的知識背景和本身低下的社會地位之間,熱情的幻想和嚴峻的農村現實之間,產生衝突,造成了精神上極大的不平衡;加上生活中無數變數,包括體力上的磨礪,使他們成為近代中國最憤懣和最勤于思考的一代,他們有求變之心,也有應變之力,可以寄託未來的。表面上看,應該不錯。但是,事實上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新人和史詩出現——因為,這場運動雖有民族大遷徙那樣的時空規模,卻沒有任何文化意圖上的積極意義。不是進步——因為,他們用時間和血汗換來的經驗,哪怕是最成功的,也無非是農業社會的。如果創意只能從自身經驗中生髮,而無外來的比較,那必定是非選擇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實是,人間的苦難只磨練出了一代更加堅忍的農民而已。歷史總是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剖開細看的,反而是所得。
最忙碌的地方是北京火車站。每天都有幾千人從這兒離開,更多的人來送行。送行的人也許明天就走,走的人不知什麼時候才回來,於是都哭。大家抱在一起,圍成一圈,唱俄國革命的舊歌:「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穿起軍裝,拿起武器……」,「再見吧,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我們……」往往哭得厲害的,是送行的人;走的,反倒笑了。對厭倦了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來說,遠方即自由。我曾當著朋友母親的面,把兩條香煙塞進車窗,他的母親那一刻卻沒有顯出對少年吸煙的一貫憤慨。
我走的時候,來送的有父親和少數幾個朋友。我的大多數朋友和同學都先我離開了北京,從軍或者去了農村。另外一小部分留在了北京的工廠或礦山,是當時最幸運的。沒有被分配的,家中大都有問題,不能當兵,也不能去工廠,農村也不太願要。我就是其中一個。眼看朋友們紛紛離去,我心裡就有一點慌,知道不能靠學校了,就和幾個朋友商量了一下,決定去雲南。我們直接找到來北京的接收人員,一說,竟然成了,因為我們幾個都會打籃球。決定之後,我才告訴母親。她沉默了良久,才點點頭。她的想法很實際:反正要走,不如去個稍好的地方,雲南比北方暖和,去的地方是農場,領工資,而且可以吃到米。十七歲出門遠行,我第一次看到父親的淚水。三十年前他獨自離家時,比我大兩歲。車輪轉動的時候,他跟著列車小跑,直至站台的盡頭。我剛剛跟他握過手,他的手比農民的還要粗糙,這是勞動改造的結果。那天,他是得到特殊的批准才來到車站的。我站在車門口,向他最後揮了揮手。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陽光中,漸漸變小;鐵軌很亮,耀眼,通到很遠。直到這時,我的淚才落下來,像剛剛滴進去的眼藥水那樣多,那樣不真實。我不知道前面是什麼,而來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還沒離開的時候已經忘掉了我。在我邁出腳的同時,心裡卻一下子空了。
火車上的四千公里穿過了八個省、市。我頭一次看到了黃河、長江、平原、高原和古舊的小鎮。不白的帆馱起風,慢慢駛進蒼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閃過一方綠色,像一幅畫掛在牆上;一個農民張著嘴,呆看著駛過的火車,身後的亂雲紅得像打翻的酒坊。當我走下列車,看到一個無人過問的小姑娘渾身泥污、頭髮蓬亂,站在一地的泥濘中放聲大哭,我知道生活這才開始了。四天的火車之後,又是四天的汽車,山路繞來繞去,像一個曲折的故事。到達目的地景洪時天已經黑透了,天空中飛滿了螢火蟲,讓我們以為這是個童話世界。這個錯覺保持到了天亮以前。
我們的農場就在景洪。景洪是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一縣,縣城又是州的首府。傣族是少數民族之一,住竹樓,種稻米,女人著彩裙,善歌舞。這裡過去是王國,很少發生戰爭,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農業民族。一九四九年,國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來,此後漢人漸漸多了起來。傣族的男人們少小時,就必須出家為僧至少兩年,披上橘紅的袈裟,在寺廟中誦經禮佛。誦經就要識字,所以出家實際就是最初的啟蒙教育。又都住在一起,在佛的光輝下集體認識了本民族的文化。他們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史詩,人人都腰挎長刀,卻只是為了生產和防身。水,是這個民族性格的象徵,他們的傳統節日就叫「潑水節」。四月里的一天,頭上簪著玉蘭花的傣族姑娘盛裝了,把滿罐的清水潑到來客和家人的身上,祝福幸運吉祥,滿街都可以看到渾身濕透、笑逐顏開的人群。男人們則在瀾滄江中競賽龍舟,放起叫做「高升」的禮炮。「文革」一來,佛教被禁止,「潑水節」也被作為迷信活動,取消了。
農場分成許多分場和生產隊,只有創建很早的分場才有瓦房,其餘都是草房,散布在幾百平方公里的綠色中。農場的工人大都是本省或外省的移民,原來就都是農民,卻被稱為「老工人」。說是農場,卻不種糧食,種橡膠樹。地處北回歸線以南的西雙版納地區,由西藏高原擋住了南來的次大陸季風,造成了常年溫潤的氣候和豐沛的雨量,一年只分旱、雨兩季,無霜,適合熱帶作物的生長,尤其是橡膠的理想家園。橡膠是中國緊缺的戰略物資,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就規劃建立大規模的橡膠園,而在一九六九年初,中蘇發生邊界戰爭時,這項建設達到了高潮。但巴西三葉橡膠樹的入侵,使千年的亞熱帶雨林身逢厄運,十年以後,傣族的綠色家園幾乎被毀滅殆盡。
我和同來的朋友被分配到農場最邊遠的生產隊。分場新建不久,北京的來信要二十天才能送到。如果要去景洪,除了走路,只有搭乘運貨的拖拉機,清晨出發,下午可以到達,所以,誰要去景洪,是一件大事。除了《毛澤東選集》,我們從隊上得到的第一件禮物就是一把鋤頭和一把砍刀。工作很簡單,就是走上山去,把眼前看得見的一切都砍倒,不管是大樹或弱草。鋤頭或砍刀的木柄,是直接從山上砍來的,最初是象牙白色,扎手,用得久了漸漸顏色變深,變成貂皮色,電慢慢變得光滑可愛,這時就快要斷了。斷了換上新的,從頭再來。鋤尖和刀刃也磨得小了,月牙一樣細細地閃著光。勞作時手心上的皮肉先是翻開——有一次,一個下山的知識青年為過客指路,嚇了行人一跳,以為他剛剛殺過人,所以滿手的血——後來癒合了,變成厚厚的繭,黃色而透明,可以看到留在裡面的刺,好像琥珀。不癒合的,流出血水,越是疼,越要撕掉那層皮,就像愛把指甲啃出血的孩子一樣。這時候上山砍樹,手心就會和木柄血淋淋地貼在一起。不久,我們就可以赤腳在山上行走,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