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的被捕,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個過程非常戲劇性。據在場的人說,他是在離天安門不遠、西長安街北側的郵電大樓門前,用一枚大釘磨成鑰匙,捅開了一輛吉普車。得手後向西行駛,想作一次無目的的即興郊遊。同行的有張曉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麗。在車子越過西單路口,接近展覽飛機和坦克的軍事博物館時,撞倒了一位推著自行車橫穿馬路的行人。事發以後,同行者下車四散;F畏禍,繼續駕車向西急駛,被巡邏的公安摩托車隊發現後前後圍堵,終於棄車奔逃,被當場抓住。據後來趕到現場的張曉翔說,因F當時身著黃色軍裝,似有背景,故在場的公安人員劈頭就問他的父親是誰。F沒有準備,脫口而出,結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帶走。從此鐵窗之內,一呆就是五年。沒有連累別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開始以後,我很少見到F,但不難想像他心境的荒涼。一位驕縱慣了的公子每天見到自己父親的頭顱瓜一樣地被按來按去,必定消滅(或激發)了所有的驕傲;被排除於紅衛兵之外,必定傷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遠更使他嘗到了世態的炎涼。我曾經走進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亂成一團的一張床外,惟一陪伴他的那輛自行車,已經破舊。我熟識的那條閃光綢的被面變成了擦車布,塞在自行車座後,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會開車,我早就知道,記得上學的時候,他談起在北戴河海濱駕駛他父親的專用車輛,七十公里時速感覺如何,九十公里時速感覺如何,眉飛色舞。
對F的被捕,一般的輿論都認為是「小尼姑和尚摸得,我也摸得」造成的。當時,父母尚有權勢的幹部子弟已經成立了叫做「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依照父母的官位將袖章做成綢的、緞的、呢的,寬約一尺,一律鮮紅,無字,套在將校呢的軍裝外而,在北京城內為所欲為;甚至多次衝擊公安部也未受懲罰。F追懷乃父昔日的風光,咽不下這口氣,所以也踴躍一試,不想釀成大禍,於法律。道德上都成立了罪名,是咎由自取。因此同情的少,譏笑的多,更有幸災樂禍的,舉起落井之石。這其中甚至包括了班主任。
在我看來,F的行動是對社會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後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鬥爭F的大會是在新華通訊社院內大禮堂召開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學差不多都去了。囚車開來的時候大家都圍上去,第一個出現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後猛擊一掌,落地時踉蹌了一下。他的雙手被反銬在背後,弓著腰。我們幾個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見了,笑了,點一點頭。我們卻趕緊避嫌地低下頭去。大會上,宣布了罪狀。他被四個人押上去,有燈光從頂上照耀,臉變得認不得,照例是「噴氣式」,頭抬起來,又被用力按下去,兩臂向後高舉。他顯然挨過打(鬥爭會上也不斷被踢打),臉上有傷,但從容。他兩腳分開,努力站得穩些,就像在球場上防守一樣.似乎反倒多了些俠氣……
F的性格率直粗疏,在芸芸眾生中是個真人。但他的幸福或不幸,都繫於他的父親,而從來不能自立。過去,他天性使然,不喜讀書,卻為了父親不得不拚命做個好學生。現在,為了同樣的理由不得不做個「賤民」,還要做好。他偷車所抗議和挑戰的,包括父權。因此,他的行為有格外的意義。他的反叛所以和紅衛兵不同,在於與一貫的教育相違背,也同領袖教誨相違背。他在國事危疑震撼、自身家庭奔散的年代選擇成為自己,人們卻看不透這層真意,仍然在鬥爭會上呼為「某人的狗崽子」,哪怕犯罪,也不準成為自己。
F的故事常讓我想起大島渚的《青春殘酷物語》和另一些西歐影片。那些生活在戰後初期的年輕主人公,往往以暴力或死亡的方式表達他們對一個時代的了悟,看上去猶如末路英雄。而所以不能有方式上更好的選擇,實在因為那時代的荒涼。以灌注了勃勃熱血和活脫脫精力的年輕身體直撞過去,以錯誤的方式演出並不錯誤的人生的,F也算一個吧。對F,對我們,對那個年代無數的人,比法律和道德更有力量的,也許只是一句溫存話。但給了F的是一副鐵窗,拿走了的,是一千八百個白天黑夜。
我甚至想,倘若沒有出事,開著車,駛進萬木蕭疏的天地中,能夠忘卻,哪怕是暫時的,該是多麼快樂!
再見F,十年過去了。我們約了在G家見面。燈很暗,他把腳放在桌子上吸中華牌香煙。煙有些霉,他解釋了,遞給我一支。他說他在一家街道辦的小工廠做電焊工,父親還未「解放」。別的,沒有了。——獄裡的事,我沒有問。他還是大說大笑,只不過笑聲老了許多,和人一樣;彷彿和一個長得很像的人打招呼,發現並不是同一個,又心涼又奇怪。這以後,再沒有見到。只聽說後來他做了某公司的經理,有了一些錢。不知確否。當人們成年以後,他們是誰和他們想是誰,區別越來越小,由於社會,更由於自己。一代人隨風而去,難忘的終於是跳下囚車時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蕩。真的叛逆,因為真的年輕。
F被捕以後,幾個同學都受到了牽連。涉及到我,是因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個曾打電話約我同去,但沒有說去做什麼。因為感冒,我推辭了,所以不在車上。本來沒有去,是誰說出去的,很可疑。F沒有出賣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個出賣了他,以致遭到嚴懲。這個人就是少年美麗。
當時已經號召「複課鬧革命」,同時向大中學校派出了工作組,由工人組成,叫做「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宣布「工人階級佔領上層建築舞台」,而且「來了就不走了,永遠佔領下去」!實際上接管了學校。未受過教育者對受過教育者和正在受教育者實行管制,是毛澤東的許多偉大創舉之一。但國內形勢仍然動蕩不已,雖然許多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取代舊的政府機構。原來的幹部隊伍中,一部分已在肉體上被消滅,大部分關在監獄或各單位自設的「牛棚」里。群眾組織之間的派系鬥爭達到白熱,動用槍械進行「武鬥」的情形遍於全國,規模相當於局部戰爭。「武鬥」一詞始於「文革」之初毛澤東先說:「要文斗,不要武鬥。」但江青後說:「敵人來進攻了,我們怎麼辦?文攻武衛!」亂局之中,誰開槍都可以稱為自衛,因此一發不可收拾。戰事的擴大,一直達於正規的武裝部隊。我在一九六八年去河北省有名的白洋淀時,就親眼看到過兩支部隊因支持不同的群眾組織而爆發戰鬥。公路上站滿持槍的軍人,沿路盤查,被懷疑為密探的人一律扣留;城郊的田野中布置伏兵,破城之後在縣城中心展開巷戰,炮火硝煙之中,喊殺聲不絕於耳。我的一位朋友在回村的路上穿過高粱地,聽到附近木葉搖動,連忙卧倒,透過莊稼看到幾個被俘的軍人被另外一些軍人當場處決,行刑者隨後踏斷莊稼揚長而去。槍響之後,血一直流到朋友眼前。他潛伏到黃昏才敢離去,臨行親視,死者的嘴、眼都張得很大,殘陽之下,面色新鮮,風吹草動,亂了一頭黑髮,彷彿在綠野間仰面沉思。死者年齡都在二十上下,可見仇恨之深。民間的事就更加沒有約束。「工人宣傳隊」找我談話大約在一天的午後一點,是頭一天專門派人通知的。到了才發現張曉翔、G和少年美麗都來了,進的屋子卻不同,彼此隔著一堵牆。臨進門時,無意中看見班主任遠遠地徘徊了一下。她當時已經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裡一緊,知道不好。進去之後,門立即關上,坐在長桌後面的兩個,都是工人,大約四十歲模樣。桌前一條長凳,是我的,還有一座火爐,燒得極熱。四中的「宣傳隊」是運輸公司派來的,多數是司機。這一行的裝束,除了藍色的工作服,還有一頂黑皮鴨舌帽。他們站起來,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個給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氣,說:「坐。」我心中感激,低頭正要坐,忽聽桌上一聲暴響,接著就聽見隔壁房間內一陣怒喝,夾雜著「站起來!站起來!」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張曉翔。接著又聽到另一房間內少年美麗突然而尖利的哭聲,含糊地說著什麼。我對面的一個一聲怒吼:「陳凱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水灑了出來,漫開,悠悠地漾著熱氣。這是一次連時間都統一了的審問,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來,還沒反應過來,眼中就充滿淚水,抽泣之聲不能自禁。「——陳凱歌,交代問題!!!」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罵,也是我一生中頭一次瞄準內心說:「不許哭!!」抽泣聲立即停止,但淚水卻一片一片漫出來,涼涼地濕了臉。我喉嚨鹹鹹地想:「原來人有這麼多淚。」在隨後的三小時內,我一會兒被柔聲地命令坐下,一會兒又被喝令站起來。桌子後面的一個不斷站起來給爐子添煤,屋裡熱得人無法呼吸;他們不停地猛吸用報紙捲成的旱煙葉,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焦,兩頰滾燙,脊背和內衣貼在一起,濕成一片,眯著眼睛看不清他們的臉。審訊的主題是F,又糾纏著我的父親:——你同F是什麼關係?!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現在讓你知道!!F是不是盜竊集團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