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進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寬闊的操場上,傾聽新任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這一天陽光燦爛。這位女校長嗓音宏大,講起來喜歡一問眾答,往往發問的聲音未落,回答的聲音已起,氣勢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的軍旅詩來形容了。
四中地處北京西城,距正門不遠就是有名的西什庫天主教堂;後門一街之隔就是林彪元帥的住宅;兩邊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長安大道。在我進校時,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一向以教育的質量聞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學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於進入高校的勝券已經在握,因此,這座學校成了男生競爭的目標,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樣自然的是,勝者之中相當一部分是黨、政、軍高級官員的子弟,更有一些是所謂元勛之後。在我的班級里,政府副部長以上幹部的子弟佔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說職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長頭髮已經花白,論資歷可以做到大學校長,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來照看「我們自己的孩子」的。雖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讀的平民子弟,但由於幹部子弟的數量和影響,不能不主導了當時的校風。
在我記憶很深的同學中間,F是其中的一個。他是在開學典禮這一天遲到的惟一一人,也是進入四中時尚未參加少年先鋒隊的惟一一人(他人入隊通常是在小學二三年級之間)。他的父親是當時的某直轄市的市長。F的個子很高大,衣著隨便,騎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決不愛護,車身斑痕累累,騎起來卻飛快。他有一張因為打球常常出汗的臉,不洗;和一隻吊在屁股後頭同樣很臟不洗的大書包。只有老師在課堂上提問的時候,他才表現出謙讓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時間永遠在大說、大笑。
我和F不僅是同學,還是少年業餘體校的籃球隊友,處得久了,就喜歡他。他很驕縱,可不橫,魯莽起來還很天真;算計人——不會,對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練完球餓了,大家想吃烤紅薯又沒錢時,總是F負了總責,也並不要人道謝。他愛捉弄別人也常被別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誰,總是哈哈一笑,決不介意。他在同學中,外號就叫「F傻子」——很對。「傻子」笑口常開,快樂著,可他以後的遭遇卻讓他不容易再笑起來。
同我和F都比較近的是張曉翔。或許因為是將門之後,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駝,走如風。兩道濃眉在結束時各自擰成一個向上的旋兒,一張臉就頓時精彩起來。因為眼鏡常常掉下來,他愛從鏡片上邊看人,窘迫時又連忙推上去,讓皺著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氣很大,也愛炫耀,往往乘人不備,突然用力捏住別人的手,嘴裡呵呵怪笑著,直到對方慢慢討饒才罷。得勝了,就搓著雙手,一臉得意。有一次他終於遇到一個厲害的,高聲叫罵,張曉翔立刻張皇失措,一面飛快地推著眼鏡,一面抓住身邊所有的人拚命解釋。有人指出他應該道歉,他仰頭憤怒地想了想,終於說:我道歉。還有一次,有同學故意藏起他的眼鏡,讓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輕女教師的手。曉翔是同學中最有禮貌的一個,見到別人的父母總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聲「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親非常喜愛的孩子。曉翔好讀,約翰根室的《非洲內幕》,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都是他最先借給我讀的。如果他還活著,寫東西會是一把好手。
同學中我最欣賞的是G。他體態俊拔,行動矯健,舉止瀟洒而不自知,是頑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雙頰幼時鮮艷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燦爛。傾聽別人談話時,眼神專註,頭稍側,令人想起鶴一樣的孤潔。人卻謙退溫文,從不談論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靜從容。也許因為他天性冷靜恬淡,看世界如棋局,勝負都可以付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風流的本錢而無風流的行狀。他日後苦苦攻讀,以醫學研究為終生的堅守,是最恰當的選擇。一旦了解了他家在「文革」中的變故,就更能理解他選擇醫學而遠避政治的哀痛隱衷。以他的姿質高潔,任何寬容的社會都應該有他遺世獨立的空間,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惡與無奈。在眾多的幹部子弟中,他是少數的自知者之一。
中國共產黨的江山是在馬背上得到的。戰爭中,免不了生死之間的悲壯故事。特別在掌權之後,戰爭的參加者大都身居高位。這使得他們的子弟在光榮與權力兩方面都得到相當的滿足,產生了極大的優越感。他們大多為父輩的業績感到驕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為血統高貴,思想純潔,堪當國家大任,熱烈地嚮往輝煌的業績。他們的性格大多傲慢、偏執,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時又極天真。因對社會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過度理想化,終日耽於革命的夢想而並不知革命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熱誠鼓吹無知。在生活中很難成為與人為善的朋友,甚至處處樹敵。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出生的少年,在他們太年輕而又沒有機會進行痛苦比較的時候,事實上沒有選擇別種思想的可能,他們的行為正是他們所僅僅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上個人自由的定義就相當狹小的社會裡,他們的榮辱得失都與他們的家庭有關,這使得他們本身的命運帶有「前緣已定」的宿命味道,而無法逃脫。在這個意義上,我又為他們中間那些真正志向高遠而終於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學就是好例。但在當時,這支朝氣勃勃、盲目自負、深具挑釁性的危險力量,卻正是當時形勢所需要的。他們的使命是破壞。而要完成這個使命,他們尚需三個條件:忠誠、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個人崇拜」在中國已經存在,在大中學校園中尤其如此。這個現象的產生同林彪有絕大的關係。他在短短的幾年中,運用軍隊的影響和輿論的力量,成功地使毛澤東從一位正常的國家領袖變成了一位神祗。這種「個人崇拜」在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得到證實(他甚至說過「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而在一出名為《東方紅》的大型歌舞劇中得到十足的體現。我還記得,當大幕拉開時,數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藍裙少女組成海浪的造型,抬頭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澤東的形象。歷時三小時的演出緒束時,人民大會堂中的上萬觀眾歡聲如雷。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毛澤東是我們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們對他的愛,與其說是一種感情,毋寧說是一種習慣。對毛澤東來說,一切世俗的標準完全沒有意義,他正是他應該是的樣子。記得極小的時候,我問母親:黨是誰?母親競無言以對,她說,黨不是一個人。我不懂,那黨是誰?母親望了望毛澤東的畫像。於是我懂了,黨就是毛主席。在我準備中學考試時,語文教師們曾經綜合曆年的考題進行測驗,幫助我們接近可能的作文題目。但當年的試題卻大出人們的意料,它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在我一年的中學生生活中,許多個星期天都坐在教室中,在班主任的注視下一篇篇地朗讀已經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澤東選集》,討論「革命」。「階級」、「專政」之類的問題,並且深信「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這樣的「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遍布中學的校園。
但在當時的青年學生當中,忠誠於毛主席表現為對毛澤東青年時代的直接效法。毛澤東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時期的活動可以用「讀書」和「行走」來概括。他遍覽群書,博聞強記,又信奉「盡信書不如不讀書」,只以書為思想的羽翼。他曾強迫自己在分文不名的情況下出遊,沿途打工,維持生計,因為困苦沒有退路,得以看到了社會的真實面貌。行走強健了他的體魄。他常常不避風雨,反而在其間歡呼鼓舞,在自然力量面前感受天命所鐘的幸福。相傳他贈給晚輩親屬的語錄,第一條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的孟子教誨,他少年時有詩「會當水擊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以莊子北溪大鵬自喻,狂妄非常。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打著一把雨傘雲遊四方的行腳僧」。僧人而雲遊,必定兼有清貧、濟世誨人和反叛世俗的特點。他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在四中的校園裡就行走著大批這樣的學子。他們大都剃著平頭,腋下夾著書本,衣著非常樸素。衣服還新的時候就打了補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襪子,布鞋被腳趾頂開了一個洞也不去修補。一到黃昏,校園中就布滿了三三兩兩的人群,或者圍著體育場奔跑,或者在夕陽下大聲辯論,往往爭到面紅耳赤而各不相讓。他們中間有的能整段地背誦馬克思、列寧的原著,開口便引經據典,以利雄辯。每逢暴雨,在水天空濛之間總會看到奔跑呼號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響之際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鋁製的飯盒盛了簡單的食物,邊吃邊談,服色飲食都很難看出等級的差別。
對於幹部子弟來說,父輩的業績朦朧得美麗,如同酸葡萄發酵成美酒。他們更希望繼起而為毛澤東新一代的護駕親兵。這種事出有因的循環,就使紅衛兵的產生成為必然。大批平民子弟也因風氣的緣故紛紛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