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我十三歲了。我開始在人前饒舌,又在饒舌者面前假裝沉默。人到十三歲,自以為對這個世界已相當重要,而世界才剛剛準備原諒你的幼稚——原諒在過去,不是這個理由。因為你確實已經十三歲了。十三歲時發生的事情永遠也忘不了。
特別留下印象的事,有兩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學。我跟在郵遞員的自行車後面飛跑,他手上舉著一隻白色的信封。我穿過鋸木廠的電鋸聲,一個公共廁所和一大叢美人蕉,在家門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僅我相信正是他把運氣帶給了我,而且為了他把快樂帶給別人時的快樂。從走進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這座學校正式呆了十個月。這個,是他和我都沒有想到的。
第二件事,發生在小巷轉彎處的破屋門前。我走近的時候,一群孩子正擠在那兒,朝里望。裡頭很暗,要不就是外邊太明亮,我好一陣沒有看清那是個老人。雖然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該破碎得像一隻鵝絨枕頭,當然沒有那樣的潔白。一隻麻袋中露出一些骯髒的廢紙,攤在地上;一隻用鐵絲彎成的筢子,木柄雪亮,仰面躺著;一隻同樣雪亮的碗和一隻生了銹的鍋,鄭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兩件文物;「嗡嗡」響著的,是一隻蒼蠅。在我受到的教育中,一些我並不真正知道的什麼,彷彿近了一點;我彷彿知道的另外一些什麼,卻遠了一點。讓人在饒舌和沉默之間左右不是。老人抬起頭,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閃,孩子們就一鬨而散。許多年以後,我才從朋友的書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餓死的人,才有那樣晶亮的眼睛。我又經過那裡的時候,破屋已經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
其實,無論在哪兒,這樣的景象都不足為怪,現在也是。我當時很吃驚。可我沒有想到我應該而且可能為那老人做點什麼,是使我日後更吃驚的事。我只是一鬨而散的孩子中間的一個。我只是一名看客。類似的事情我以後看過不少,許多淡忘了。不忘的是那雙眼睛,晶亮地長在我的背上,晶亮地看著世界。
一九六五年對中國來說,是重要的一年。她剛剛邁出一道門坎,同時準備邁進另一道門坎,抬著腳。這中間,一片陽光。光亮有時不過是黑暗安裝的一道門,推開門就又走了進去。
這一年夏天,國營市場上蕃茄的市價是人民幣一分錢一斤。若是暴雨過後,價格就會變成一毛錢一堆。運走這一堆,要使四五個孩子很費些氣力。花八元錢,就可以在機關或學校的食堂一個月里吃得很好;每人月平均消費三十元的是富裕的家庭;手錶還不是人人都有;時髦的標誌是擁有一輛上海生產的「永久一13型」自行車;使我們這些醉心體育運動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雙同樣由上海生產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價十元。我是在這一年夏天才頭一次得到這樣一雙球鞋的,是母親祝賀我考上四中的禮物。等到它漸漸舊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塗白,因為我知道,一斤麵粉市價一角八分的當時,不是每個孩子都可以得到這樣一雙鞋的。中國的農民們從國家手中收到蕃茄的一分錢和麵粉的一角八分錢時(當然不這麼簡單),成熟一隻蕃茄也意味著至少四個月的勞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農民們的收入情況。但是,這不是最壞的情況。
不僅因為年齡,也因為其他,我不是一九六O——一九六二年大饑荒的合格回憶者。在飢餓突然露面時(其實它一直跟在背後),城市居民中的重體力勞動者的月糧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們,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記得我曾在市場附近尋找菜根和菜葉,切碎了用紅薯麵包成菜糰子,雙手捧著吃,以防它散開。在學校大群的孩子中間,有些渴望在課間休息時,得到五粒黃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來,才鹹鹹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卻依然浮腫著。我們對童話像對鞭炮一樣又愛又怕,因為童話中總是提到糖果。偶然可以吃到麵條時,哪怕在同一家庭中也須用小秤將麵粉一份份事先秤過,再為每個人單獨製作。在大型食品店裡被輕易捉住的賊是一具腹部滾圓的屍體。北京各機關派出卡車和槍手,追趕內蒙古草原上的黃羊,把被飢餓打死的黃羊肉血淋淋地分給許多家庭。根據我的經驗,這種肉食並不好吃,但在當時,很好吃,非常好吃。我們到底生活在首都,到底偶爾還能吃到黃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國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憶當年的情景:她當時躺在河南省的一個村莊里,兩眼望著懸在房樑上的一隻籃子,裡面的幾個干饃是一家最後的食物。她後來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後。此後許久,只要聽到炊具的碰撞聲,她就開始感動地啼哭。就在這個河南省,農民們先是吃凈了樹皮、草根,甚至一種泥土,然後就在道路、田野和村莊中成群地死去。官方文件中對這件事很少提及,提及時使用的辭彙是「非正常死亡」。在不多的幾年裡,死於此種非正常的人數在兩千萬到三千萬之間。一個相當於澳洲人口總和的人群消失了,但我們卻什麼也不知道。
為什麼?沒有說,誰該負責?也沒有說。只知道:我們遇到了自然災害。還有,蘇聯人的背信棄義。
自斯大林死後就開始了的中、蘇意識形態之戰,惡化了國家關係。一九五九年,蘇聯開始撤退專家,停止了一切援建項目。中國則開始以農產品償還朝鮮戰爭借款。據說,這就是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事實是,饑荒的部分根源是人為的結果。而同蘇聯的衝突,彷彿一個舉著雨傘在陽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樣,偶然遇到一場暴雨,不僅可以避開晴日帶傘的猜疑,而且可以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據。這是一場及時雨。一九五八年全國性的「大躍進」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饑荒的起因。
但是,人民卻甚少怨言。原因中分量很小的是他們不了解內情,更多的是他們對這個制度還有信心。因為饑荒是農業國家的常規事件,僅在中國近代史上,災變已經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了。不但如此,他們還欣賞毛澤東同蘇聯人的鬥爭。維護西方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重擔,由數千年維護「華夏正統」的民族來擔當,表面上不通,實際上合乎邏輯,都基於同樣的道德偏執。古遠的帝國舊夢和尚未古遠的百年外患所造成的悲哀和仇恨作用,一時間確實產生了毛澤東所說的「精神變物質」的強大力量。他們相信在閉關鎖國的條件下,可以依靠精神的力量,「在一張白紙上畫下最新最美的圖畫」。受到傷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勵起來了。
自一九五九年起,由一名在戰爭中被日軍打斷了一條胳膊的將軍指揮,從中國各地彙集來的人群,在東北烈風勁吹的雪原上,建設起一座巨大的油田。他們住在土坯壘成的泥屋中,吃著有限的粗糙食物,依靠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方式,人海式的勞動投入,理想與紀律,在刻意不宣的歲月中默默奮鬥。一位名叫王進喜的工人,曾在嚴冬季節跳進深可及胸的泥漿池中用身體攪拌開鑽所必須的泥漿,並使他的鑽井隊保持年鑽井世界紀錄多年,而被稱為「鐵人」。他在北國寒風中高唱:「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滿載原油的列車終於從原來無名現名大慶的地方開出,結束了中國進口原油的歷史,消息傳出,民心大振。與此同時,地處中國華北與西北交界的群山腹地之中,一名叫做陳永貴的農民,依靠同樣的組織方式和精神因素,在周圍的山地上用鐵器時代沿用至今的鋤頭,建造起比他們臉上的皺紋整齊得多的梯田,其規模使人聯想起長城的修建,並在水土保持極其困難的半高原上當年獲得穀物豐收。炊煙升起,宣布一個名為大寨的村社的興起,並為中國北方多山諸省的農業施了洗禮。陳永貴這個名字,對於常年處於半溫飽狀態的中國農民來說,無疑號召力強大。一九六二年,因「麥克馬洪線」而紛爭不休的中、印邊界爆發戰事,來自四川省的軍隊越過西藏高原,一舉擊潰了印度陸軍。同年,解放軍又在東南沿海殲滅了蔣介石派遣的武裝分隊,並發出誓言:「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九六四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先生下台的同時,中國在西北地區引爆了第一個核裝置。大體與人民共和國一同生長的少年們第一次看到了沿街散發的號外和勝過節日的狂熱人群。所有這些成功,都是通過人海式的群眾運動實現的;「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這類口號更多地出現在宣傳中。在林彪元帥推動下,群眾運動的勝利被歸功於偉大領袖。毛澤東開始被稱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不但是「頂峰」,而且五百年才出現一次。如同中國的古語:「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中國的經濟也確實開始穩定,人們至今對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之間物品的豐富和低廉的物價記憶猶新。一九六五年紀錄國慶實況的影片中,在毛澤東出現之前,有一個由廣場搖到天安門城牆的長鏡頭,在容納了一百萬人的空間中,竟可以清晰地聽到城樓上八面紅旗飄舞的聲音。接著,《東方紅》就在禮炮聲中響徹了廣場。入夜,手擎紅旗的人群在靜默中踏出大軍行進般的步伐,通過原西方國家使館所在地——西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