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蘭北方人的血統，他們嚴厲、守舊、堅定，秉承從幾代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觀。
我的母親後來成為一名中學拉丁語教師，而我的父親則是一名海軍軍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的父親在大西洋一艘油輪上當海軍上尉，負責帶領武裝炮手班。
我在新罕布希爾州的漢諾威市出生的時候，他還在得克薩斯州一所醫院養髖骨的傷。
我在1歲之前從未與他見過面。
後來他在提爾頓學校（Tilton School）教語言。
提爾頓學校是新罕布希爾州郊區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學校。
學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說是傲慢地——矗立著，俯視著那個與之同名的小鎮。
這所在外人看來有點唯我獨尊的學校，招收9～12年級的學生，每個年級最多招50人。
這裡的學生一般都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加拉加斯（Caracas）、波士頓（Boston）和紐約（New York）的有錢人家。
我家裡很貧窮，可是，我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窮人。
儘管在學校當老師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們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氣、供水，甚至替我們剪草和鏟雪的工人都是由學校免費提供的。
從4歲那年開始，我就在預備學校的食堂吃飯，在父親任教練的足球隊里追著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間給球員分發毛巾。
這裡的老師及其家屬在當地人面前有很強的優越感，我曾經聽到我的父母戲稱我們是「莊園主」，管著那些下賤的鎮民。
我知道，那不僅僅是個笑話。
我小學和中學的同學都屬於農民階層，他們的父母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們都痛恨「山上的預科生」。
於是，父母親也不讓我接近那些他們稱之為「婊子」和「蕩婦」的鎮民家的女孩子。
然而從一年級開始，我就與她們混在一起，我將我的蠟筆、筆記本等文具與她們分享。
後來我還陸續愛上了其中的3個女孩子：安（Ann）、普里西拉（Prescilla）和朱蒂（Judy）。
我很難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觀點，可不管怎樣，我還是聽他們的。
我的父親每年放3個月假，這時候我們會到爺爺在1921年修建的一座湖邊小木屋那兒度假。
這裡森林環繞，晚上能聽到貓頭鷹和美洲獅的叫聲。
在這裡，我們沒有一個鄰居，而我則是這個地方唯一的孩子。
最初幾年，我將樹木當作是《圓桌武士》（Round Table）小說中的傲勇騎士或是想像成安、普里西拉或者朱蒂這些紅顏知己（在不同的年份，把它們想像成不同的人）。
我的熱情就像騎士蘭斯洛特（La）① 對格溫娜維爾（Guinevere）那樣濃烈，而且深藏不露。
14歲的時候，我可以免學費到提爾頓學校上學。
由於父母的干涉，我不得不與小鎮完全脫離關係，也不準再和那些老朋友見面。
我的新同學們放假回到他們的別墅和豪宅的時候，我就自個兒在山丘上遊盪。
我看到他們都有女朋友，而且都是淑女，而我卻沒有。
我以前認識的女孩子都是「蕩婦」。
我早就把她們拋諸腦後，她們也應該忘掉我了。
我倍感孤獨，而且極度沮喪。
我的雙親都深諳「控制」之道，他們說，總有一天我會因此而感謝他們，能有這樣的機會是我的幸運。
我會找到一個完美的妻子，一個能夠完全迎合我高尚道德標準的伴侶。
對此，我內心一陣激動。
我非常希望有一個女性伴侶——更確切地說，我希望有性經驗，而「蕩婦」這個詞聽來是如此的誘人。
儘管我內心反叛，然而，我能剋制住我激動的情緒，我力爭出類拔萃，這可以讓我從中獲得快感。
我是一名優等生，還是大學裡兩支運動代表隊的隊長，同時兼任校報的編輯。
我要讓那些有錢的同學羨慕我，讓提爾頓學校永遠以擁有我這樣的學生而倍感榮耀。
讀高年級的時候，我獲得了布朗大學（Brown Uy）的全能運動員獎學金和米德爾布里（Middlebury）學院的學業獎學金。
我的父母希望我讀米德爾布里學院，儘管他們知道布朗大學是常春藤名牌大學聯合會（Ivy League）的成員學校之一，但因為母親畢業於該校，父親也正在攻讀該校的碩士學位。
然而，我卻希望就讀布朗大學（因為我願意當運動員，也因為這所大學在城裡）。
「當運動員？要是你摔斷腿了怎麼辦？」父親問我，「我覺得你應該選擇學業獎學金。
儘管我心有不甘，但最後還是選擇了米德爾布里學院的學業獎學金。
米德爾布里，在我看來，只不過是放大版的提爾頓而已——儘管學校位於佛蒙特州（Vermont）的郊區，而不在新罕布希爾州的鄉下。
這所學院同時招收男女學生，絕大多數學生都非常有錢，可我是一個窮孩子，並且我曾經在一個沒有女生的學校里一呆就是四年。
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經驗，自覺低人一等。
我懇求父親准許我離開這裡，或者是讓我休學一年。
我想搬到波士頓去體驗人生，當然還有女人。
可他充耳不聞，還反問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願呆在這個學校里，我還怎麼說服別人家的孩子來這裡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