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一早，我被門鈴聲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時，見里昂已下樓去開門了。里昂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一點兒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點結束排練。從我醉醺醺闖上他的門那天傍晚，他決定搬過來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從舊金山回來。在寒冷廣漠的空間里，我們大致誰也碰不見誰，「做伴」是抽象的。
我將頭探出窗口，看見樓下停了輛深紅色的車。一個穿米色風衣、戴黑色長圍脖的高大身影正踱著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徹底——這個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領上樓來。在樓梯上就聽見他們在交換姓名，相互自我介紹。然後安德烈說：「這麼大的空間可以開個室內網球場啦……」
安德烈上來擁抱我。我瞥見里昂避開眼睛。他說他正在通電話，就不陪我們了。
安德烈問：「這就是你跟我提到過的音樂家裡昂嗎？」
我並不記得我跟他講到過里昂。
我聽見里昂在海青的畫室里繼續通電話，隨口應著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還想問什麼，但克制住了。因為我在搬家前告訴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個女畫家。我見安德烈開始解圍脖，便說：「在這房子里，你不該減衣服，是該添衣服，一個冬天的寒冷都庫存在這兒。」
我到灶前去點火。這裡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後，我讓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後左右地跟著我，似乎這麼空蕩蕩的大屋，他不緊跟我就會失去我。他解釋他突然到來的原因：他昨天晚上發現一張航空公司贈送的機票馬上要過期，便當即乘了去機場的地鐵。他說那時已是半夜一點，他無法和我通電話。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機場一連打了兩小時電話都打不通，我這邊始終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車，直接開來了。我想，他這樣解釋可真吃力啊。
我從冰箱里拿出一盒雞蛋，裡面還剩四個。安德烈一眼看見蛋盒上的減價簽：幾角幾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過期三個禮拜了。我這兒所有的食品：糖、麵包、麥片、餅乾、玉米油，全是那種白紙黑字的廉價物品。這些簡陋包裝的東西是對貧困者半救濟的出售。這所房子里到處能見到如此的黑白商標：洗衣粉、洗碗液、洗頭水和肥皂。它們對安德烈來說，顯得刺目的陌生。
他終於忍不住了，說：「別忙了，我們出去吃早飯吧。」
我說：「咖啡都煮好了。」
他說：「走吧走吧。」
他一分鐘也不想在此處多待，將我的絨線帽、圍脖一股腦扣上來。他感到這個空蕩蕩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掛著的王阿花與海青的作品都冒著一股年輕的怒氣。這股怒氣原是無處可施，而安德烈卻感覺到它是針對他的。
我們向門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腳，打量了我一下，然後他取下我的圍脖和手套，往門邊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純開司米大圍脖將我的頭臉仔細包裹好。里昂從海青的畫室出來，正看見這個動作。安德烈的手勢把我弄成了一個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剛剛認識我是誰。
我假裝隨口客氣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們一塊兒去吃早飯？」我知道里昂從不吃早飯，他一般在下午四點開早飯，清晨五點開晚飯，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飯開在上午八點，他也絕不會跟著我和安德烈去一個布爾喬亞的餐廳。那兒坐著掙月薪、讀股票消息的中產階級。里昂認為中產階級是美國個性消亡的一個鐵的證據。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是消滅真正藝術的大軍，是精神、文化的垃圾處理器——有多少無靈魂的音樂、繪畫，都可以朝這部巨大的機器傾倒，都會被吃進、消化、排出。這個巨大的機器可以改變藝術的原則，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內的藝術家，誘引他們去畫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燈罩。
安德烈也說：「對呀，我們一塊兒去吃早飯吧。」
我在安德烈聲調里聽見的全是誠意。
而里昂卻聽出了施捨。他臉上有了層冷酷的笑意。
我說：「里昂可能剛剛回來。他從夜裡工作到早晨。」
里昂從我話中聽出的卻是急切的表白：這個藝術癟三跟我沒什麼關係，他活在夜裡，我活在白天。
里昂說：「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嗎？」
安德烈說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幾家不錯的。
里昂說：「那些沒什麼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話里聽出了進攻。他心裡一陣好笑：你這樣自以為是的人活得連基本體面都不要，可以靠失業金、救濟金去糊口，對辛勤納稅，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變成稅務交給政府，再由政府變成你的失業金或救濟金——這樣一批對社會負著重責的人，你的優越感是從哪裡來的？！你認為你那些晦澀不堪的東西就是真正的藝術？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確？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潛台詞中，只聽到他的誠意：他的確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說：「好吧，你帶我們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館。」
里昂當然不會去的。他覺得安德烈把零錢扔給街頭乞丐也是以同樣誠懇的態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殘疾人的福利工廠去義務勞動，給殘廢人生產的罐頭寫西班牙文、法文、荷蘭文的產品介紹，這事里昂一聽準會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說。
他對安德烈的邀請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麼了。我看他一眼，他一點兒挑釁的意思也沒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遠的皮夾克，一條馬尾梳得整整齊齊。
我坐進安德烈的車後，一陣懷疑湧上來：這車分明是安德烈在華盛頓開的那輛。對於安德烈這樣百分之二百講實話的人，編那麼大個故事，太不尋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領路。真實的理由，是我想獨自坐在後面，好好看清一個誠實人撒謊的道理。
然而我卻怎樣也看不清。
車窗上有泥點。安德烈的車從來沒這樣臟過。他開車穩重，看見水窪便緩下車速。把泥水濺到兩側車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幹得出來。而安德烈從來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國祖先狂放的神情舉止，內心卻是美國式的：理性，負責，好自為之。
我們走進餐館時，店堂里還冷清。門廳里居然插著幾枝中國梅花，那暗紅色顯得十分珍奇。店堂並不大，幾乎像一個大宅子的宴會廳，中間擺一個玻璃長几，上面陳列著六十來種食物精品，從陸地到海洋，一切允許出現在午前餐桌上的東西，一應俱有。一共有三對銀髮夫婦在用餐，他們一聲不吭，侍應生卻讀得懂他們的每道指令，一聲不響地去替他們取來冰塊，或滿上果汁，或更換盤子。整個餐館裡穿梭過往著靜默的殷勤。那種不苟言笑的高雅讓我氣也喘不上來。
我們三個人只有安德烈的著裝勉強跟這裡的氛圍搭得上調。這裡的確沒有「雅皮」氣，卻像皇族來的地方。
侍位員將我們安置下來後，一個侍應生推一輛玻璃小車跟隨著我們。我回頭朝他看一眼，想問問他這樣鞍前馬後算是幹什麼的。里昂卻正好把選好的一盤水果擱在車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發問。原來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華。他已漫不經心地開始進餐，而安德烈和我還沒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寶氣、玲瓏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麼。
我聽安德烈向我推薦墨西哥的一種仙人掌類水果。他說他還是十五歲那年吃過它，卻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見到這種稀有熱帶果實。他對我耳語：里昂是極端分子——要麼極端貧窮，要麼極端貴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著安德烈的臉。他至少有兩個早晨沒好好刮鬍子。
「我怎麼？」他笑眯眯地反問。
「你突然來這裡，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他還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他又轉了話題去介紹一種起司。安德烈在介紹任何藝術品、詩歌、建築、酒類、食物都用相等優美的語氣，都是毫無偏見毫無歧視地把它的一切優點、缺點娓娓道給你，選擇完全是你自己的。
「到底是為什麼，安德烈？！」
「到底是為了我愛你。」他把這話講得非常家常，像已經這樣講了五六十年，如同那三對銀髮老夫老妻。
他的聲音很輕，手上的銀叉敲在水晶盤子上，發出晶瑩的聲響。而里昂卻聽見了。他的兩個胳膊肘正典雅地懸在空中，切開一片透明的熏三文魚。我看見他的動作就那樣懸著。
安德烈為我鏟起一片冰清玉潔的鮑魚。我說：「謝謝。」
他說：「別謝我，愛我。」
我說：「好的。」
他說：「什麼『好的』？」
我說：「我愛你。」
我這句話讓里昂復活了一般狼吞虎咽起來。我和安德烈落座之後，里昂說：「謝謝老天爺。」
我和安德烈一齊看著他。他抿著嘴唇，優雅地嚼著，然後從容地吞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