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承宋晞兄「派」稿。筆者不揣淺薄，冒昧執筆，僅就哥倫比亞太學及華盛頓大學合設之「中國歷史研究部」所藏之漢代史料，搜集成章，時間卒迫，參考書籍尤嫌不足，草草為文，以壽「許」恪士師，尚乞海內師友，不吝匡正！
我國漢代的太學創立於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後發展極速，至東漢中葉竟擁有教授（學官博士）七干餘人，學生三萬餘人，其規模較諸二十世紀世界各國任何大學亦不多讓，實為我國教育史上極光榮之一頁。但是這樣宏偉的一個國立大學，為什麼至東漢末葉日趨衰萎，魏、晉以後兩漢太學之遺規遂不可復振？今日之談史者，回首兩千年前之史實，實不無餘憾。筆者寄跡海外，數據與時間均屬有限，初不敢言為兩漢太學作一有系統之研究，但願就手邊史料整理所得，略論兩漢太學興廢之由耳！
太學設立之背景
上古時代我國高等教育原屬「官辦」性質。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開始崩潰之時，私學乃興。孔子便是開這個風氣之先的第一人。其後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戰國時期實是我國古代私家講學的黃金時代。但是私家自由講學的另一種副產品便是處士橫議，干訐朝政。秦滅六國之後，獨裁者之不能容忍這種「民主作風」實是集權政治發展中的必然結果。
始皇頒挾書之禁後，私學遂為非法。然秦代中央政府內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餘人，諸子百家兼容並包。在政府直接指導之下，六國時授徒講學之遺風似未全廢。他們只是不許結黨干政，以古非今罷了。顧炎武說：「秦之任刑雖過，而妨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日知錄》卷十三）始皇焚書，並非廢學，他只是壓抑私學，獨辦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學而已。
漢興以後，挾書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猶襲秦制，諸子百家，各立博士」。（王國維《漢魏博士考》）劉邦初年曾「以儒冠為溲器」，未嘗崇儒。其後竇後好黃老；漢室後代帝王每談起他們的「漢家法度」，總歡喜引用他們祖先的「霸王道雜治」的傳統，可知漢初仍有六國遺風，學術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學未嘗定於一是。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挾書之律後，百家之學更漸有待蘇之跡象。
但是漢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對學術文化建樹甚微，漢之博士雖襲秦舊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為不尊，但是事實上「博士」一職在漢初只是如現代政府中「顧問」、「參議」一類的閑差而已。叔孫通以後未聞漢初博士有何重要建樹。身為博士者其職業仍只是各招生徒，私自講學而已。
這時官府的鼓勵雖小，但是歷經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後，學術之日趨發達自是必然的事。加以戰國以後，孔孟之言已是學術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號又頗合統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漸有一馬當先之勢。文景之時，諸家博士廢置情形，史無明文，而儒家已駕乎諸家之上則是事實。景帝始立「一經博士」，儒家獨尊的局面已具雛型，而武帝即位後數度親策賢良文學，首膺聖眷者又系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經博士」，儒家獨霸之局遂大定。
武帝時的「博士」不但是沿秦舊制，位備承問；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漢書?武帝紀》）。博士之職位，頓形顯赫。故武帝之增設五經博士，不只是補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經，實是對這個久同虛設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規模的整理。早已沒落之諸家博士當於此時正式廢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術為立國的政治哲學，則儒生想乘機取得政權自是無可避免的反應。迨公孫弘以《春秋》博士於元朔中「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漢書?公孫弘傳》），一反漢家以列侯為宰相之往例，儒黨始首次取得了政權。接著董仲舒於武帝親策賢良文學中高第，這個獨崇儒術的漢家太學，便在他兩人的建議之下，正式創立了。
太學：儒家的「中央黨校」
漢代的太學，既是武帝根據公孫弘和董仲舒的建議而創設的，則董氏的興學意見書——這有名的「董仲舒對策」實不可不讀。武帝親策賢良文學時，仲舒對策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軟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接納了他的意見，乃於元朔五年應「丞相弘之請」，為「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給予官定身分——「員」，並立下太學生員畢業後由政府分發任職的章程。同時把這五十位太學生集中起來教授，是為漢代太學最早期的形式。讀仲舒對策，我們知道這太學創立的宗旨原是為國家「養士」。然西漢私家講學之風本盛。漢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於孝景時為博士，史言其「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同上）一個博士便帶有這樣多的弟子，則「養士」又何需乎這為數不過五十人的太學！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為國家養士，而且是要利用這個新機構來維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訓練儒家的建國人才，將來好讓他們學優而仕，掌握政柄。這五十名太學生，但須受一短期訓練便可由政府分發任職，按章程規定：博士弟子，授業一年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高第可以為「郎中」；「秀才異等」亦可顯親揚名。同時在受業期間，他們還享有「復其身」（不服兵役、勞役）的特權。（《漢書?儒林傳》）這在當時是如何令人羨慕的特殊階級。而他們的教授——五經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難想像。加以武帝復廣立郡國之學，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薦升入太學，則地方學校教學的方針屬向，自不待說。這樣一來，士心所歸，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則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時的太學，以現代術語明之，實是當時執政的儒黨所辦的「中央黨校」，其目的是訓練精通儒術的理論家與政治人才，藉以總攬全國的政教，使天下歸儒！
太學的發展
武帝之後一傳至昭帝，太學生增至百人；再傳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時設「員」千人，成帝時太學生一度增至三幹人。（《漢書?儒林傳》）王莽秉政時規模益大。迨至東漢，太學發展尤速。東漢盛時京畿有「學官博士，七干餘人」。（《三國志?魏志?王朗傳》引《魏名臣奏疏》）順帝以降，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後漢書?儒林傳》）
漢武帝創立太學之初，規模極小。以故太學校址似在長安城內。其後師生人數增多，城內無法容納，太學乃遷至城外。據《三輔黃圖》的記載，這城外校址設在「長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獄」。這顯然是一個規模極大的太學區，亦如今日美國因某些大學而成市的小鎮一樣。西漢末葉王莽為宰街時曾「建弟子舍萬區」，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光武中興以後，太學隨都城遷往洛陽，校址設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後漠書?光武紀》李賢注引陸機《洛陽記》）順帝時更大興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後漠書?翟酺傳》）至於東漢太學的建築圖樣，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書記載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課室，有禮堂（即所謂「辟雍」。辟雍在東漢時，似非太學員生所專用，游士學者蓋均可假以講學，此非關本題，有暇當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學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於校園之內。（《後漢書?魯恭傳》）一般學生住宅，亦似甚寬敞。好活動的學生，留客止宿，交朋結友，往往至「賓客盈室」。（《後漢書?仇覽傳》）
太學生的選拔和出路
漢代關於博士的策試及太學生的選拔均屬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門徒中所圈定。然當時政府的規定則是「太常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後選拔的方式，蓋系自郡國之學內擇其優秀學生，由地方官保薦入太學深造。《漢書?儒林傳》載其選拔的程序為：「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①文翁為蜀郡首時，曾「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齊計吏以遣博士」。（《漢書?循吏傳》）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師受各種訓練的學員，均保領有地方政府津貼的官費生。
保送升學雖是官定章程，但京畿畢竟是人文薈萃之區，終兩漢之世，政教兩界的要人，微時多曾「遊學京師」，「受業博士」。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這些人顯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資格入學的。王莽秉政時曾規定：「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漢書?儒林傳》）所以漢代太學生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