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工廠之後，有很多個夜晚，都在稿紙上描述它。有時候我把它寫得非常傷感，有時候則非常快樂。我從來沒有寫過白藍，除了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歲以後，寫到她，也只是一些斷斷續續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說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將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這種方式所表達的已經不是愛了，而是懷念。但是這種懷念來自於我身體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僅是白藍，還有其他人。
每一個秋天，站在白藍的醫務室里，都能看到工廠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種沒有名字的花，大多數是黃色的，還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這些低矮的野花沿著工廠的圍牆，一直開到遠處的公路兩旁，它們非常絢麗，像很熾烈的陽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顏色。連片的，綿延的，在陰暗的地方似乎要斷絕，但在開闊之處又驟然呈現出一片盛景。這種野花的花期很長，從十月開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們都出現在我的視線中，用一種驕傲而無所謂的表情。在它們盛開的季節里，有些路人隨意地採摘它們，然後又隨意地拋棄在路上，車輛碾過，黃色的花瓣被擠壓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無損於它們本身的美麗。
我喜歡站在醫務室的窗口，有時她不在，門沒鎖，我也擅自跑進去，站在那裡。她進來之後發現我在，起初她不說什麼，後來次數多了，她說：「小路，沒有人的房間，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間，否則不要隨便闖進來。」我說：「你說話這麼繞，我一句都聽不懂。」她搖了搖頭說：「跟你講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嗎?」我說：「沒有啊。我最近很老實。」每當說到胡得力，她就會再加一句：「你是個叛逆青年。」
我對她說，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這個樣子，遲到早退，翻牆罵人，諸如此類的壞事，每個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寫詩。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還說到我堂哥，那個收保護費的，他也不是叛逆，他們黑社會裡面的規矩比廠里大多了，誰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學，那他就是黑社會之中的叛逆青年。這種叛逆很少的，它不會被人扁，只會被人嘲笑。我一直認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堅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難說了。
白藍聽了這些，就說：「我沒說錯，其實你還是個叛逆青年。」我聽了這話，無言以對。
九三年春天，我曾經和她一起去參加過化工局的一次先進事迹報告會，當時，每個廠派十個代表去參加，工會組織的。我在工會的名聲還是不錯的．工會的徐大屁眼選了幾個優秀職工，後來想到我和白藍曾經救過德卵，這也勉強算是一件先進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過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裡聽報告。我對報告不感興趣。但可以不用上班，當然樂意，何況是和白藍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藍騎著自行車，來到化工局的禮堂。裡面掛著很大的紅色橫幅，燈光明亮，人頭攢動，好像有一種開宴會的氣氛。白藍說，坐到角落裡去吧。我不幹，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說我腦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領導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們坐在一個半禿的腦袋後面，我點起一根香煙，白藍說這裡大概不能抽煙，我返身一看，後面至少有十七八個工人都叼著香煙呢。聽報告的時候，前面的領導也抽煙，台上的先進模範也抽煙，那時候沒有所謂禁煙的概念。只要不在生產區，只要不會炸死人，香煙是隨便抽的。
出乎我的意料，先進事迹報告會很好聽。有人掉進污水池，另一個人去救他，那人救上來了，另一個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來廠里偷鋼材，英雄拿著一個手電筒對付四個拿刀的，被捅成重傷，當然他的手電筒也砸中了其中某個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費給廠里職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鬧著要跟他離婚，因為他干這個有癮，連家裡房頂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見毒氣泄漏，非但不往外跑，還衝進去關閥門，群眾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
我聽了這些故事，對白藍說，我一直以為自己救德卵很偉大，可以上台做報告，現在才知道這根本算不上個鳥毛。這些先進事迹太厲害了，你看過《聖鬥士星矢》嗎，他們簡直就是聖鬥士。白藍說。閉嘴，什麼神鬥士的，亂七八糟。
後來上來了一個老頭，是個老英雄，他為了修一台進口機器，把左手的四個手指頭，連帶小半個手掌全都軋掉了。他伸出左手給我們看，那隻手上長著肉乎乎的四根東西。老英雄盛讚醫生的再生手術，那個手術很神奇，就是在他的肋骨上開一個口子，把他的殘手埋到肋部，縫上，這樣子就像一個人總是在掏自己的錢包一樣。過幾個月再拿出來，殘手之上就長出了一塊肉，但這塊肉是不分叉的，看起來就像藤子不二雄的機器貓小叮哨，醫生再用刀子把這塊肉切成四條，好像削胡蘿蔔一樣削成手指狀，再包紮起來，就成了四根手指。當然，也可以切成八條，有八根手指也挺酷的，跟章魚一樣。
我聽到這裡，又目睹四根肉棍，很後悔自己坐在第二排。太殘忍，胃裡不舒服。我扭頭瞥了一眼白藍，她聚精會神地對著老頭看，還頻頻點頭，很有興趣的樣子。我忘記了，她是醫生，不是變態。
那天聽完報告出來，已經五點多鐘。我說：「以後這種報告我再也不來聽了，本來是四點鐘下班的，聽個報告搞到五點多，不合算。」
白藍說：「去吃飯?我請客。」
我們在街上找飯館，我和白藍沒有固定吃飯的老地方，我說去吃面，她說吃面太寒傖，吃西餐吧。後來我們跑進一家牛扒城，鬧哄哄的全是人，這是戴城唯一可以用33Y．．吃東西的地方，桌子都是用大木板做的，有點像豬肉店的砧板，凳子也是他媽的條凳，只不過比麵館里的條凳更寬更長。服務員端著刺啦刺啦的鐵板牛扒在人群中穿梭。有人不吃飯，對著一個二十九英寸的電視機狂唱卡拉OK，唱的是張學友的《吻別》。這根本不是西餐廳，我在電視里見過西餐廳的，那裡很安靜，還點蠟燭，服務員穿得像新郎。白藍說：「你說的那是法國西餐廳，這個是美國西部的西餐廳。」
我們坐下來，在一群女中學生之中，大家都坐在一張條凳上。有個女中學生胸部特別大，她圖方便，把兩個胸就放在了桌子上。鐵板牛扒端上來之後，刺啦刺啦的全都濺在她的胸上，她尖叫著跳了起來。我看得好玩，白藍擰了擰我的胳膊說：「不許朝人家看，小流氓。」
我哈哈大笑，我想起李曉燕奶奶的事情，當時我媽也是這麼對我說的。後來我想到李曉燕的奶奶已經死了，心裡有點難過，我就不笑了。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它沒有發生過：我沒有看到過麻袋片，或者，她沒有跳樓。這樣我都能過意得去。
我和白藍是並排坐著的，這麼講話很不方便，後來我騎在條凳上和她講話。她沒法騎，她那天穿著一步裙，就算不穿裙子，她也未必願意騎著凳子和我說話吧。
她說：「小路，你自己知道嗎?你和別的青工不一樣。」
我問她：「不一樣在哪裡?」
「我說不上來，你以後也許能去做點別的。」
「做什麼呢?」
「你不要用這麼弱智的方式和我說話，可以嗎?」她瞪我一眼。
我說，我來告訴你吧，我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我的數學老師說過，我是一個悲觀的人，我以為這個世界上這種人比比皆是，後來發現不是這樣。悲觀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本來應該悲觀的，可是他們打麻將唱卡拉OK，非常快樂。我身邊全都是這樣的人，我不知道自己應該用什麼方式來看這個世界。悲傷的，還是樂觀的。我小時候認為，一件事情要麼是快樂的，要麼是悲傷的，它們之間不具備共通性。可是我終於發現，悲傷和快樂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現，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卻感到悲傷。我悲傷得簡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這樣就不會那麼難過了。這就是我和別人的不同，僅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讓我去做點別的。我和我身邊的世界隔著一條河流，彼此都把對方當成是神經分裂。
那天我在吵吵鬧鬧的牛扒城，用很低的聲音說，白藍，我愛你。但那地方太吵，連我自己都聽不清。說完這句話，她沒有任何反應，我想放亮嗓子再大聲說一次，但我又覺得，這件事情連做兩次是很傻逼的，第一次是為了愛她，第二次純粹只是為了讓她聽見。我就當自己什麼都沒說過。
後來，我吃完了一盤黑椒牛排，感覺像什麼都沒吃，這牛排還不如我們廠里的豬排呢。我也不想吃下去了，沒心情。我發給她一根香煙，她擺擺手。說：「我們走吧，鬧死了。」這時候，卡拉OK里開始放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這次是原唱，很好聽。
出門之後，我們自然而然往新知新村方向去，先是推著自行車走，走累了就騎上自行車。我給她講些班組裡的笑話，長腳，六根，元小偉。她有時笑，有時皺眉頭。
在新知新村，她停下自行車，我習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