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終南山的路上
天色漸亮，暮色漸沉
他不知終南山的鳥兒們
四季里只睡了這一夜
——張小尹《終南山》
第一章 悲觀者無處可去
張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邊。她說：「路小路啊，你說說你從前的故事吧。」
這一年我三十歲，我很久沒有坐在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這叫街沿石。這姿態讓我覺得自己還很年輕。我對張小尹說：「你去給我買一杯奶茶，我就開始講故事。」我愛喝路邊的奶茶，我也很愛上海的高尚區域，馬路牙子相對比較乾淨，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輕時住過的那座城市，馬路邊全都是從陰溝里泛出來的水，街上沒有奶茶只有帶著豆渣味的豆漿，這都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樣在那裡生活了很久。
張小尹是地下詩人，她把詩貼在網路論壇上，後面跟著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誇她寫得好。我們兩個剛認識的時候，她很能走路，沿著中山西路風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後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覺得自己像個殘廢。等我們同居之後，她忽然又變成了一個不愛走路的人，走著走著就把手揚了起來，嗖地跳上一輛計程車。
我像她這麼大的時候，馬路上的計程車很少，口袋裡的錢也不多，坐計程車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時候和女孩子逛馬路，會用一種很溫柔的口氣說：「我們還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時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覺，沒有動不動就坐計程車的，她們通常都推著一輛女式自行車，戀愛談完了，就跳上自行車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們。
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時候我二十歲，生活在一個叫戴城的地方，那裡離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過去了，我的二十歲倒像是一個沒有盡頭的迷宮。有時候就是這樣的，那些實際的時間與你所經歷的時間，像是在兩個維度里發生的事情。
我對於愛走路的女孩有一種情結，我在中山西路上對張小尹說：「我們談戀愛吧。」後來就談戀愛了。戀愛之後，她再也不願跟著我一起走路，而是愛坐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我這個情結算是徹底破滅，不過，事情不算很糟糕，張小尹不愛走路但她愛寫詩，寫詩的女孩是我的另一個情結。
我當然不可能要求一個女孩又能寫詩又能做菜，又聰明又漂亮，還得是個走路一族。這個要求太高了，我對女孩沒什麼要求的，人品好一點就成了。張小尹說：「我不要聽你說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聽你講以前的故事。」張小尹是所謂的八。後，她愛聽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學時代是在圖書館和網吧里度過的一樣，那是二十一世紀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爛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爛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帶著果子的香味而腐爛是一件多麼開心的事情，多麼明媚，多麼鮮艷。
在這個故事的開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說：該怎麼說呢，那年我才十九歲。或者模仿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說：很多年以後，路小路坐在馬路上，想起自己剛進工廠的時候……
我想，我要用這種口氣來對你講故事，像面對一個睽違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這些故事在我三十歲的時候還無處傾訴，它就會像一扇黑暗中的門，無聲地關上。那些被經歷過的時間，因此就會平靜而深情地腐爛掉。
我對張小尹說，我二十歲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廠的宣傳科里做個科員。張小尹一聽就樂了：宣傳科啊?那不就是畫黑板報嗎?
黑板報不用天天畫，大部分時間，宣傳科都很清閑，什麼都不用干。出了生產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機器切下來一條胳膊，宣傳科就出點安全知識黑板報。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傳科就寫點計畫生育小知識。就這麼點事情，一共有十來個科員輪流干。
當時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幫科長泡好茶，然後，攤開一張《戴城日報》，坐在辦公桌前，等著吃午飯。宣傳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氣好的時候，陽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個日晷，上午指著我下午指著我對面的科長，午飯時間它應該正好指著科室的大門。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著這個日晷，時間就會非常輕易地流逝。
其實，在宣傳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時候有女孩子問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麼啊?」我就說，我要當個詩人。我心裡想去宣傳科，嘴上說的卻是想做詩人。為此我也寫一點詩，拿給女孩子看。她們看了之後說，很有李清照的韻味，我聽了這種表揚居然還覺得高興。她們又說，路小路，你這麼有文采應該進宣傳科啊。這句話點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說，學歷不夠，看樣子做詩人比進宣傳科容易。
我說，理想這個東西，多數時候不是用來追求的，而是用來販賣的。否則，我二十歲的時候，怎麼會對那麼多的姑娘說起我的理想呢?當時我是學徒工，干體力活的，按理說，這種人天生沒理想，腦子像是被割掉過一塊。我當時為什麼會有理想，自己也說不清，大概割得還不夠多吧。
張小尹快活地說：「小路啊，你現在很失敗，你既沒當成詩人也沒當成科員!」說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頭頂上。
我讀中學的時候，數學成績很差，解析幾何題目做不出來，看見象限上的曲線只覺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同學，同學就去告訴了數學老師。數學老師說：「路小路的人生觀有問題，只有悲觀的人才會把曲線看成人體素描。」以後他每次在黑板上畫曲線，都會意味深長地看我一眼。
對我來說，數學老師的話像個謎語。中學的政治課上講的都是主觀客觀、唯心唯物、剩餘價值之類的問題，一般不講悲觀和樂觀，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為他在扯淡，我們那個中學是普通高中，用的課本都是乙級本，有人說讀這種課本想考上大學就像用柴油發動機想飛上月球，完全是一紙荒唐夢。我們學校的畢業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廠做工人，比較高檔的是去做營業員，當然也有在馬路牙子上販香煙的。這種學校的數學老師，你能指望他說出什麼金玉良言呢?
當時我的選擇是：第一，去參加高考，然後等著落榜；第二，不參加高考，直接到廠里去做學徒；第三，不去做學徒，直接到馬路上去販香煙。我爸爸當時經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學習，以後只能到馬路上去販香煙了。」每逢這種時候，我就會反問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學習呢?」
我爸爸說：「那你可以去廠里做學徒工。」
我說：「爸爸，做學徒工還得好好學習啊?」
我爸爸說：「你以為學徒工那麼好做?」
我必須重點說明，我爸爸是戴城農藥廠的工程師，他一輩子跟反應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後生產出一種叫甲胺磷的農藥，據說農村的婦女喝這種農藥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過去是個知識分子，年輕時挺清秀的，在車間里幹了二十多年，變成了一條鬍子拉碴、膀大腰圓的壯漢，乍一看跟工人師傅沒什麼區別。那幾年他雖然處於生理上的衰退期，但畢竟還沒跨過更年期的門檻，肌肉依然發達，脾氣卻越來越壞，打我的時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礙著我媽的情面，不敢和他對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講道理，說：「爸爸，關鍵是我並不想當工人。哪怕做個營業員，總比當工人強吧?」
我爸爸說：「你要是做營業員，我就幫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將來還有讀大學的機會。」
我爸爸後來說到職大。你知道什麼叫職大嗎?就是職業大學。說實話，因為讀了個普高，我對一切大學的知識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專的區別。有一次我去問班主任，這個王八蛋居然說，這種問題我沒必要搞清楚。後來我爸爸向我解釋說，戴城的化工系統有一所獨立的職業大學，稱為戴城化工職大，戴城化工系統的職工到那裡去讀書，就能拿到一張文憑。讀這所大學不用參加高考，而是各廠推薦優秀職工進去讀書，學雜費一律由廠里報銷，讀書期間還有基本工資可拿。這就是所謂的「脫產」，脫產是所有工人的夢想。
我爸爸說，只要我到化工廠里去做一年學徒，轉正以後就能託人把我送到化工職大去，兩年之後混一張文憑出來，回原單位，從工人轉為幹部編製，從此就能分配到科室里去喝茶看報紙。
我聽了這話非常高興，二十年來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問他：「爸爸，你搞得定嗎?送我去讀大學，一定要走後門吧?」我爸爸說：「我在化工局裡有人的。」我吃了這顆定心丸，從此不再複習功課，一頭扎進遊戲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級倒數第二的成績。按理說，應該去馬路上販香煙，但是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張化工廠的報名表。我對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我進了工廠之後才知道，我爸爸是徹底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