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十一·廿日
第一問侯孝賢是搖錢樹·
是的，對不起，他是。
侯孝賢是搖錢樹，這句完全違反常識的大膽預言，不是我說的，是詹宏志早在一九八六年所說。稱它作預言，因為不僅是它說得簡直太早，早在開放探親黨禁報禁解除之前那時候孝賢正是當紅的票房毒藥，並且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能看見的，侯孝賢但求作為一棵保本樹，那已經是他最好的狀況。
一九八六年《戀戀風塵》與一九八七年《尼羅河女兒》的拍攝期間，為了請詹宏志策劃宣傳有數次見面談話的機會，我後來才發現，詹宏志對單次單部影片的宣傳其實愛好不高。他的想法很大，大到出資老闆不免也對他覺得同情。他的許多看似險招奇術，事實上是吾道一以貫之。要用，就要徹徹底底連他的背景和基礎一起用，押全部，贏大的。詹宏志洞悉這一切，一邊卻也婉轉盡意地陪耗了不少時間，結果亦如他所料，大腳穿小鞋，三折五扣繞一大圈後究竟還是回到原來安全的老路上。對於他的創意，不能用，不敢用，也不會用。就是在那段時期，我恭逢其盛，耳聞他談話之中謬語肆出。譬如他說，侯孝賢是搖錢樹。
他說，我談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他說，這是一個沒有風險的生意。
他說，賣電影可以像賣書。
他說，侯孝賢下部片子的首映應當在國外，巴黎，紐約，或東京。
他說，把侯孝賢當西片做。
他說……他說過很多。我感到榮幸，在爆發那些似偈似頌的結論的一刻，我是現場目擊者。詹宏志經常是「結論在先，證實於後」。關於以上所說，尚未見他演證於文字，那麼可否暫時讓我以現場目擊者的亢奮心情，先來夾議夾敘地蕪講一遍。
第二問藝術與商業兼顧嗎·
錯了，為什麼要兼顧。
侯孝賢之所以仍有賺錢的一點希望，乃是因為他的藝術，而非他的商業。
是這樣的。一般產品的市場策略，可以尋求「大眾市場」，也可以尋求「非凡區隔市場」。如唱片，一張古典音樂唱片在台灣也許只有數千張的市場，但它會在全世界都有一部分區隔市場，集合起來就是驚人的規模。同樣，影片除了好萊塢的「大型公司」能真正出品把握全世界的大眾市場以外，其他在國際市場活躍的電影出品國都採用了非凡區隔市場的策略，尤其是法國。法國目前乃世界第二大電影出口國，憑藉的並非大眾通俗作品，而是調子偏高的藝術創作。
錄影帶市場崛起之後，使電影市場的「賣埠」有了全新的面貌，區隔化的程度愈高，各類影片互販的機會愈大，過去亞洲人影片難打進歐美市場的情形已有新的改變。錄影帶亦改變了電影的收益結構，它進入一種可稱之為「勸募式」的收益方式，即電影開拍時，實際上已賣出了有線電視和錄影帶的版權，最後再加上戲院的租金。戲院不再是電影收益的惟一來源，它只是一部分。
所以一方面經營台灣的中高水準觀眾市場，一方面爭取歐美其他地區的藝術電影市場和小眾市場，如此包括國內、海外和影視錄影帶各項權益總和，才是評估一部影片的盈虧實績。
歐美市場的賣埠交易回收較慢，約需一年至一年半，電影公司必須有較長期的投資計畫，和較為健全的財務能力。此不同於以往國片的市場計算觀念，帶給我們莫大福音，之一，感謝老天，至少不必每部片子都被迫驅入一場毫無選擇的賭博中——在台北地區首映的一翻兩瞪眼掀牌之後，三天以內馬上定生死。而不論是短命的三天一周，長命的兩星期，或成龍超長命的三星期，片子演完就完了。短線進出，便是台灣一般片商經營電影的惟一方式，根深蒂固，箍制了多少想像力與發展。
現在，新的市場策略，使得國片在台灣上映也將有革命性的變化，好比採用西片發行方式，意指上片時的戲院數目較少，映期更長，票價較高，尋找精英觀眾為訴求。它使得更多種少數人看的電影成為可能，電影的類型更加多元，不再那麼集權。它使得電影壽命是可以因著對品質的要求而獲得延長，其長期持續性的各種權益回收，是可以到十年二十年後仍然在進賬。賣電影像賣書。詹宏志說，我談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此迥異於國片向來的運作系統，是本來就在那裡的，以往我們並沒有足夠條件進入這個系統。而今國片有產品能以其數年來影展累積的成果，轉為商業上的實質收益的時候，就當充分發揮產品其不可被取代的非凡性，去開發這個市場的無比潛力。
於是作為我們思考的空間和時間的場景，不一樣了。以全世界的賣埠為對象，以五年十年作單位來營運，想想，我們可以做出多麼不一樣的事情來。
讓朱延平做的歸朱延平，讓星馬市場的歸星馬，讓美加華埠的歸華埠，讓侯孝賢拍他要拍的。拜託他不要夢想去做史蒂芬司匹柏，那是不可能。拜託他也別以為他可以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諸如《金色的池塘》或《日瓦戈醫生》。他只能拍他所能拍的，此若得以充分實踐的話，他才有機會變成「只此一家，別無僅有」，而這個，就成為他的商業。
假如有一天他的片子不小心大賣了，對不起，那絕對是一個意外。
第三問台灣電影被他們玩完了·
你說呢·
不妨參閱《自立晚報》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藝文組策劃吳肇文執筆的「侯孝賢楊德昌為國片開拓新的海外市場」，內有附表，具體列出了賣埠地區和收入。那樣的成績，不過是靠朋友們兼差做做，毫無經營可言的情況下獲得的。若有識貨者善加經營，詹宏志謬言曰，投資侯孝賢要比投資成龍還少風險。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間或聞道大笑之的也很多，這樣兩年過去。要到一九八八年，年代影視公司以它多年買賣影片錄影帶版權的經驗，足以想像詹宏志所描繪出的漂亮烏托邦，邱復生決定下海投資了。
十一月廿五日，《悲情城市》在金瓜石一處老式理髮屋內開鏡，拍梁朝偉扮演的老四煥清在修底片。八角形屋子，前廳有兩張粗笨如坦克的理髮椅，後廳改裝成照相館，梁朝偉默默工作時，前面是市人，洗頭的，剪髮的。
以上，我說明了《悲情城市》是在什麼樣的狀況里得到了資金開拍。
第四問只不過是東方情調而已·
可能是，可能不是。
正如大陸第五代導演的作品頻頻在國外參展獲得大獎，亦引起彼界內褒貶兩派強烈爭議，最能代表另一種聲音的是譏評他們「脫自家的褲子給外人看」，把貧窮愚昧當成賣點販賣給外國人，《黃土地》是，《老井》是。而《紅高粱》濃烈影像的性與暴力，則一新外國人對孔教謙謙中國的刻板印象。
我們還可推舉別例，台灣產的《玉卿嫂》、《桂花巷》、《怨女》，提供了外國觀眾瞧伺中國女人情慾形態的櫥窗。好萊塢產的《末代皇帝》，滿足了西洋人對神秘古老中國的好奇感與窺隱癖。田壯壯以西藏生活為背景的《盜馬賊》，奇風異俗和壯麗高原圖畫還不錯。侯孝賢亦只不過是東方情調而已。
這些，可能有是，可能有不是。
若要談台灣電影怎樣在世界影壇佔一席之地，稍具常識者皆知，商業片無論如何沒有一點希望，連香港的、成龍的尚且拼不過，又拿什麼去跟好萊塢競爭——當然假如我們有悲劇英雄執意去搏拼，相信無人會反對。立足台灣，放懷世界，上上策我們能做的，就是拿出別人沒有台灣才有的獨門絕活，好吧稱之為土產也可，異國情調也可，或大的、第三世界美學意識，也可。總之我們有，別國沒有，管它是好奇來看的，膜拜東方文化來看的，研究來看的，尊重少數民族來看的，總之他們都要來看，來買，我們贏了。
看第一部，我們說是因為東方情調。看第二部，我們說，那還是東方情調。看第三部，好吧仍然是東方情調那麼這個東方情調到底是啥玩意兒!
第五問抒情的傳統或是敘事的傳統·
嘿嘿會不會跑出混血兒。
此處，我必須大量引證陳世驤的言論作為後援。陳世驤(一九一二——一九七一)曾任柏克萊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主講中國古典文學及中西比較文學。他的中文著作我只見過一本《陳世驤文存》，是一九七二年七月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新潮叢書之一。張愛玲寫道：「陳世驤教授有一次對我說：『中國文學的好處在詩，不在小說。』有人認為陳先生不夠重視現代中國文學。其實我們的過去這樣悠長傑出，大可不必為了最近幾十年來的這點成就斤斤較量。」
小說如此，遑論新興毛頭電影。為了能夠清楚地說明一個觀念，對不起，只好高攀中國和西洋的文學傳統來比賦一下。
陳世驤說，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傳統並列時，中國的抒情傳統馬上顯露出來。人們驚異偉大的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喜劇造成希臘文學的首度全面怒放，然則有一件事同樣令人驚異，即：中國文學以其毫不遜色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