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的小說主題都不可思議地很有意義，而且跟社會關注的某些問題息息相關。幹細胞研究和"設計出來的寶寶"是醫學團體和政治團體爭論不休的話題。你為什麼要挑選這樣一個題材來寫《姐姐的守護者》?寫這部小說改變了你對這方面問題的觀點嗎?
答：我無意中想到這本小說的主題，是由於我的上一部小說《SedGlance》。當我為那本小說尋找優生學資料時，我得知美國優生學學會的相關信息--它的資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枯竭，當時正值納粹開始探究優生政策--這個學會以前位於紐約的冷泉港。猜猜現在什麼單位佔據著那個地方?人類基因計畫組……很多人會認為那是"現代優生學"。對我而言，這是個離奇的巧合，我開始考慮，這項即將獲得突破性進展的熱門尖端醫學技術，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優生絕育法幾乎雷同，雖然兩者也有相異之處。相同的是，你擁有醫學技術，研究和執行者憑醫生的處方來取捨胚胎；相同的是，在醫學技術如此大幅躍進之後，根據個案需求，不滿意的胚胎會被放棄。我聽到一對美國夫妻，他們成功地懷了一個與他姐姐骨髓配型相符的寶寶，姐姐深受一種罕見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臍帶血捐給姐姐，姐姐在幾年後仍處於緩解期。我不禁質疑……要是換成較可悲的狀況，她的緩解期結束呢?那個男孩會覺得他有責任嗎?他會不會懷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他姐姐生病?當我更深入去跟蹤調查這個家庭的動態，以及幹細胞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我推演出費茲傑羅家的故事。我個人贊成幹細胞研究--它有太多優點，不該輕意把它放棄。然而顯然，這是個雙刃鍵，有時候研究者和政治參選人會陷入倫理的泥沼和科學的細節，他們完全忘了我們談的是有感情、有情緒，會懷抱希望，也會深感恐懼的人類……就像安娜和她的家庭。我相信在幾年內我們都會被迫去想這些問題，那何不先把它放進小說里？
問：你把傑西這個"憤怒的年輕人"的角色刻畫得很成功，他冒失的個性非常鮮活。你的寫作似乎揮灑自如。確實如此，還是超越性別從男性視點來寫，對你而言是件困難的事?
答：我得告訴你，寫傑西是我寫作多年以來最有趣的事。或許我在心裡一直想做個行為失當的十七歲青年。不管因為什麼理由，寫這樣一個內心受到傷害的憤怒角色，代他發聲，絕對很好玩。不管因為什麼理由，假扮成別人一直都是很有趣的事--不論他是男性，還是十三歲、精神病患者、有自毀傾向，或任何一打其他我創造出來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每當我試著寫男性的聲音--像傑西、坎貝爾或布萊恩--那感覺就像溜進大外套里。很舒服，也很容易習慣穿著它……可是如果不小心，外套會滑掉，露出外套下面的我。
問：在第一百八十二頁，傑西自述，當他回憶自己想挖地道到中國時，他說："你知道的，黑暗會給人錯覺。"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為什麼選擇通過傑西來作這樣的表達，因為他是這本小說里最黑暗的人物嗎?
答：沒錯，所以那句話必須由傑西來說。對傑西而言，不管他認為自己在成長過程中遭受了多麼不公平的待遇，跟他妹妹遭受病魔的摧殘比起來，都是小巫見大巫。他完全明白自己贏不了，所以他連試試看都省了。當你在看傑西的時候，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個爛透了的小孩。可是我不以為然，你得像剝洋蔥……一個人的本性會藏在表面的好幾層以下。問題不在傑西到底是不是個壞孩於，我們該探討的是，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他所表現出來的是真正的他嗎?還是他因為非常失望，而用乖張的行為來掩飾他的脆弱。
問：你如何選擇每一章開頭的引文?彌爾頓、莎士比亞、D．H．勞倫斯--他們是你喜歡的作家嗎?還是你選他們有別的理由?
答：我想我可以說：我曾經閱讀過的都是大師的作品，那些引述的詩句在我需要的時候，從我的記憶中跳出來--但我不想撒這種謊。事實是，我在每一章開頭引用的詩句，都是我勤勉地去找出來的。我尋找提及火、閃光、星星等字眼的詩句--所有可能會讓人聯想到家庭的意象，或象徵自己會燃燒掉。
問：關於姐妹情誼和手足關係，是這本書的中心思想。你為什麼要把伊莎和朱莉亞寫成雙胞胎?這樣的安排是否希望讀者聯想到凱特與安娜互相依賴的關係?你希望通過這個故事來揭露姐妹之間的什麼關係？
答：我想姐妹之間的牽繫與其他手足之間的關係是不一樣的。它是一種結合了競爭又極為忠誠的關係，這在本書的兩對姐妹身上都明顯地看得到。朱莉亞和伊莎之所以會是雙胞胎，是因為她們一開始在子宮裡還沒分裂前就是一個胚胎，等到她們長大，她們的差異變得明顯。凱特和安娜也是，她們有相同的基因關係，可是她們和伊莎與朱莉亞不同，她們是容易辨識的兩個人，卻彼此離不開對方。我想舉出這兩個例子給讀者看，讓他們看出兩對姐妹的差別，一對是一開始是一體的，然後分離；另一對是一開始是分離的，但因為某個原因她們糾葛在一起，無法分離。
問：任何看過心愛的人死亡（任何胸腔里有一顆心)的人，都會被這個故事裡翔實逼真的生病和死亡情節感動。想像那種情景會很困難嗎?你怎麼去醞釀如此接近事實的細節?
答：想像一個要應付極度哀傷的家庭的情節非常困難，因為你會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去想像你自己的家庭經歷那種地獄般的折磨。為這本書搜集資料時，我和癌症病童交談，也曾和他們的父母親深談，他們認為最好是把握活著的每一天，保持樂觀的態度，不要去理會可能已經逼到拐角的死神幽靈。範圍縮小一點，我身為家長，自己的一個孩子曾經必須接受一連串手術，由此我也從自己的經驗中汲取了靈感。我五歲的次子傑克，當時被診斷出兩個耳朵患有膽脂瘤--那是一種良性的腫瘤，可是你如果不設法除掉，它最後會長進你的腦子裡，殺死你。他在三年內開了十次刀，現在他的腫瘤已經徹底摘除了。我顯然不如癌症病童的媽媽那樣，必須每時每刻面對急迫的恐懼，可是我也不難回想兒子住院期間自己的憂心忡忡。他被麻醉的時候我可以待在手術室里陪他，每次走在他被推進手術室的輪床旁我都會想："好吧，如果能讓他不再受這種苦，就把我的耳朵拿去吧。"那種徹底的絕望，以及渴望他恢複健康的心情，就變成莎拉內心的獨白……這正是她作了那樣的決定，我也無法討厭她的理由。
問：莎拉是個複雜的角色，讀者可能批評她又同情她。你怎麼看她在書里的角色?
答：就像妮娜·佛斯特在《絕配》(PerfectMatch)里的角色，我想莎拉會引發一些爭論。不過，我敬重妮娜……我也非常敬重莎拉。我想在這個惡夢裡她很容易被指控，然而我會提醒讀者，不要匆忙下判斷。誠如莎拉在本書結尾所說，這並非一樁選擇要一個孩子不要另一個孩子的案件--而是一樁兩個孩子都要的案件。我不以為她真的要安娜為了姐姐犧牲到底，我想她是為了要保持家庭的完整，而企圖做她認為該做的事。反過來說，我也不以為她是個完美的媽媽。她讓傑西失望--雖然她當然會專註於更緊迫的事情。無論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我很難想像一個母親會如此徹底地放棄她的孩子。然而莎拉太忙於注視凱特岌岌可危的未來，而沒有注意到她的家庭當時的情況--那當然是她的疏忽，在書的結尾，她永遠追悔莫及。
問：在你的小說里，年輕人的觀點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他們比其他角色更多了些智慧、幽默和同情。你覺得成年人會受得了向孩子學習嗎?為什麼小孩會那麼容易了解真理?
答：小孩是審查謊言的頂尖雷達裝置。當某人不再誠實坦率，他會直覺地發現，成長真正困難的部分之一，是學著去明白沒有惡意的謊言的價值。對他而言，那是成熟必備的技巧。你記得當《麥田裡的守望者》里的霍爾頓·考爾德發現，那些人通通都虛偽，他有多沮喪嗎?安娜能夠看清事情的真相，因為在心理上她還是個小孩--不管事實上她失去多少童年。寫青少年最棒的，就是那使得我能夠在小說里回去做他們。而即便當他們差不多了解，成長代表著妥協和放棄理想，他們還是會抓牢希望。他們或許不想承認(傑西是證人!)，可是他們把希望塞進口袋裡，以防用得上。那正是青少年為什麼是極佳的心情複雜的自述者的原因。
問：《姐姐的守護者》的結局出人意料，而且非常哀傷。不要透露太多，你可以與讀者分享，你為什麼會選擇用那樣的方式來結束這個故事?你從一開始就如此設計，還是寫到後來才發展成這樣?
答：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姐姐的守護者》是我的小孩第一次看我的書。基利，他十二歲，他拿起這本書，立即全神貫注地沉迷其中。他看完那天，我發現他在沙發上哭。他把我推開，上樓進他的房間，他告訴我，他暫時真的不想見我，或跟我講話，因為他非常沮喪。後來當我們坐下來討論，他不斷地問："為什麼?為什麼是這種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