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實在不通之至，然而它說的卻是事實。
稍知文藝理論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彆強調的觀點。我一向相信這個論斷，也經常在課堂里加以宣傳，卻不料在現實生活中，碰到了完全相反的情況：不是文學按照生活的實際情況來創作，而是要生活按照編造好的劇本來演示，而這個劇本，卻又是拙劣的仿製品。
張春橋礙於毛澤東對於「炮打」事件所作的「無事」的指示，在第二次炮打之後，一時不好發作，但憑他的強烈報復心，此事是決不會善罷甘休的，「紅革會的賬一定要算」，是他們內部的共識。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他揪出來大打特打的，卻不是「紅革會」，而是「胡守鈞小集團」。這事看來有點奇怪，其實卻反映出張春橋們的工於心計。蓋因「紅革會」被中央文革小組的特急電報點名之後，已成為眾所周知的炮打張春橋的代表，如果將他們作為反革命集團大整起來，不但外界多所議論，而且在毛澤東面前也不好交代，而實際上，「炮打」的罪魁禍首卻是胡守鈞和他的「孫悟空」戰鬥組，這一點，上海之外的人不大曉得，毛澤東也未必知道，所以選擇「胡守鈞小集團」作為重點打擊對象，最為相宜。何況，「紅革會」人多勢眾，打擊面過大也不很策略，而胡守鈞這一派人數最少，對他們動手，也符合「打擊一小撮」的要求。
但是，以炮打張春橋的問題來治人反革命罪，不但太明顯，而且也難以定案，必須另找名目才行。當時最嚴重的罪行，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還有篡黨奪權之類，但胡守鈞們又沒有此類罪行，於是只好胡編亂造一些劇情，大小事情都往這方面掛靠，迫使被整者承認，要他們在生活中演齣劇本中的故事。只可惜這個劇本不是原創的，而是模仿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語調和場面，只不過把其中的人名更換一下而已，這就顯得格外滑稽。如果要說有什麼創造的話，只不過是移植了別的劇本的情節和人物而已。例如，我這個「刁德一式的黑謀士」的角色，就是從當時廣為流傳的「革命樣板戲」《沙家浜》里搬過來的，但同時又要我兼任「長鬍子的角色」，則是根據張春橋要抓「黑後台」的要求而附加的，至於這兩個角色並在一起，是否合乎性格邏輯，則在所不計也。所以這模仿實在過於拙劣。
但我們卻只好按照他們模仿、拼湊出來的劇本來演戲，不是在戲劇舞台上演戲，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演戲。當我發現自己被迫按照派定的角色在演生活之戲時，很有些憤慨，但事後略一涉獵中國文網史，卻發現此類故事有著相當的普遍性。我本想對這個案件作一全景式的描寫，以為或能有助於人們對某種社會現象的認識，看一個冤案是怎樣羅織成的，但當時的眾多演員都已星散，有許多已經出國定居，無法尋訪了，於是只好以個人的經歷為線索，寫一點自己的感受。
淘金者眼中的火雞
1970年，春節剛過，一場新的政治風暴突然襲擊復旦園。「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們要在復旦大學搞試點，抓典型，然後推向全市。於是復旦再次成為上海政治運動的中心，成為市民們目光凝注的焦點；復旦師生員工們的壓力也特別大。節日的餘溫立刻一掃而光，拜年時留下的笑容陡然凍結在面孔上，瞬間又化為驚惶的表情。
何謂「一打三反」？當時就有點模糊，至今我仍講不出它的全稱。這無關緊要。要緊的是這場運動的實質和打擊方向是很清楚的，當時掌握復旦生殺大權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張扣發曾以明確的語言宣布：這場運動是要打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在大會上得意洋洋地炫耀道：「我手頭至少掌握了一打以上的反革命集團情況，零星的反革命分子還不算在內。」
人們不禁發生疑問：總共不過萬把人的學校，能有這麼多反革命分子嗎？而且還是新生的？然而腦子裡打著這種問號的，大抵都是書獃子，他們犯了知古不知今，知常不知變的錯誤。要知道，那年月階級鬥爭天天講、時時講，講得人們昏頭昏腦，停下課來年年斗、月月斗，斗得大家眼睛發紅，只要上峰一指點，有些人就會產生幻覺，在眼前幻化出許多反革命分子來，就像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淘金記》中那個饑荒了的淘金者，眼睛一模糊，就把他的夥伴幻化為一隻火雞，並且想要把他打死來充饑。至於工宣隊、軍宣隊和革委會的頭頭們，由於官運相關，前程所系，更是打得起勁，抓得過癮。他們此刻的心情，有如與王胡比賽捉虱子的阿Q，一門心思只想捉得多，捉大個的，至少不能輸給那個不起眼的王胡，否則就有點「太媽媽的」了。於是，在這「遍地英雄下夕煙」的美麗國家裡，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到處都冒出許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人們常常埋怨我們的機構辦事效率太低，說它批一件公文要蓋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公章，辦一樁小事也要拖一年半載。這話自然符合實情，但萬事不能一概而論。據我的觀察，大凡要辦成一件與民有益的事，如加工資、提職稱、分房子，或者平冤獄、摘帽子、退還抄家物資等統稱「落實政策」之事，那是辦得很慢的，因為要慎重，不能草率從事，以致使人有如大旱之盼雲霓，卻又久等不至。但是，一碰到抓階級鬥爭，搞運動，整人關人等事，其辦事效率卻又神速得驚人，「最高指示」不過夜，上級命令馬上貫徹，雷厲風行，遍地開花，幾天之內，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就全面地鋪開了。
「一打三反」運動既然屬於後一種情況，進展當然是神速的。市革會剛把「光榮任務」布置下來，復旦的頭兒腦兒們馬上就擬出了好幾個反革命小集團名單：胡守鈞小集團、反覆辟學會小集團、鄒吳李小集團……還有一個叫做「為反覆辟學會翻案的小集團」，——這個「小集團」的人原是去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的「反覆辟學會」專案組成員，因為不同意把「反覆辟學會」定為反革命小集團，現在自己卻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了。這一著特別厲害，它無異於向全校師生員工發出警告：凡是被我們打成反革命的，你們不能同情，對於我們的行動，你們不能有所異議，否則，也與他們一樣的下場！
而且立刻動手抓人。胡守鈞被抓起來了，陳秀惠被抓起來了，王志惠被抓起來了，王華被抓起來了……有些學生已經畢業，分配到外地工作，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隊員們帶著市革會的公函和頭頭們的私信，晝夜兼程，採取行動。於是，周谷聲從南京無線電廠被抓回，邱勵歐從浙江喬司農場被抓回，肖昌雄從安徽天通軍墾農場被抓回……對於他們，有些是智取，騙說外面有人找，待他出得門來，就押上汽車開起跑；有些是力擒，用五花大綁押出農場，有如對付江洋大盜。真是百花齊放，各顯神通。
隨著運動不斷深入，被抓、被關的人也就愈來愈多，復旦園內幾乎每一幢樓都變成了牢房，學生宿舍、教室、辦公室、實驗室，到處都關著人，——甚至連放射性實驗室也不空著。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上並不允許任何機關學校私設牢房，但他們這樣做卻也並不違法，因為他們並沒有宣布拘留或關押，只說是隔離審查，因此也就不能說復旦私設牢房，只不過有許多臨時隔離室而已，——雖然有些隔離室是「臨時」到一年以上的。
可見中國的確是個文明古國，單是文字遊戲，就遠非洋鬼子們所能及。只消把關押、拘留說成隔離審查，把抄家說成是保密檢查，就與法律無涉了；只消把失業改稱待業，把漲價改稱調價，性質也就完全不同了。何況，腦子裡裝滿法律觀念的，都是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則是依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臭毛，什麼自由、平等、民主、法律，這一套都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根本就要不得。「五?一六」通知中不就明確地指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嗎？那時講的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只要鬥爭和專政的需要，別的東西都可以而且應該讓路的。
可惜那時我對這些道理還沒有參透，看見那些於法無據、於理不合之事，難免要腹誹。而且每每發為議論，於是就成為反動言論，最終被排入了反革命行列。工、軍宣隊的人常說：「我們就是要斗，只有七斗八斗，才能把這些有花崗岩腦袋的人斗過來！」此話不假，我後來就通脫得多了。一則是見怪不怪，二則也就因為七斗八斗，斗得腦子都有點麻木了
1970年的春節，我是在南京過的。頭年秋天，內子高雲響應上海市委和市革會關於「四個面向」的號召，與一批中學生一起，到黑龍江璦琿縣一個公社插隊落戶去了。所謂「四個面向」者，即面向農村、面向工礦、面向邊疆、面向基層之謂也，說起來蠻好聽的，是革命措施，所以報名者甚眾，——其實不報名也不行，工宣隊總要動員得人人都報了名才肯罷手，——到後來才發現，此乃張春橋的一條詭計，他是要把許多礙眼的幹部都趕出上海，以免妨礙他的「革命委員會」。不過當時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