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明白了揭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最高領導的意圖，而且在揭批複旦黨委的行動中已經嘗到了甜頭，造反派當然不會就此罷手。在楊西光和復旦黨委還沒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進攻便開始了。市委相繼拋出了擋在第一線的教育衛生部部長常溪萍、文教書記楊西光和市長曹荻秋，但是仍沒有阻擋住造反派的攻勢，最後，以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被打倒而告終。
當然，打倒上海市委並非復旦造反派一家所為，各學校各系統的造反派都出力參與，特別是「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從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在當時，高校紅衛兵運動鋒芒正盛，沖衝殺殺，還是走在前面，而在上海高校中，復旦始終處於主導地位。
上海市委一倒台，就出現了權力真空，造反派自以為是有功之臣，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古訓，他們就開始奪權。這個全市性的奪權行動，發生在1967年1月份，由《文匯報》開的頭，馬上席捲全市，號稱「一月革命」。「一月革命」很快就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人民日報》還在1月22日發表了一篇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於是，由上海刮起來的奪權之風，馬上就席捲全國，接著就有「西南的春雷」，「東北的曙光」……
《人民日報》這篇社論，何以要用這麼長的標題呢？因為它想同時說明兩個問題：一方面肯定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另一方面又要強調造反派的大聯合。這種強調並不是無因的。實際上，當時的局勢，已經激起了一些造反派頭頭的權力慾望，「搶權」之風很盛。有些組織，有些山頭，爭相去佔領辦公室或者去奪取公章，於是，「奪權」又變成了「奪印」，彷彿只要佔領了辦公室、奪得公章，就算奪取到了權力。紅革會就曾搶先把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十個區委、區政府的公章全都奪來，裝在一個書包內，背在一個頭頭身上，算是奪得了上海黨政大權。
這種奪權鬧劇，同樣在復旦上演。「過河卒」小組在《在轉折點上》這張大字報中批評道：「有的同志在促進大聯合奪權：他們找了一些造反派代表把系辦公室的鑰匙、電話機、印章從過去曾經是『老保』的同志手裡拿過來，認為這是奪了一個系的權。有的同志把班級里曾經是『老保』的學生幹部『罷』了『官』，選了新班委、支委，認為這就奪了一個班的權。還有的同志正在聯絡各個造反派組織，要各組織派代表協商，一起去接管黨委辦公室，把黨委的大印拿來，認為這就奪了復旦大學的權。」「還有少數打著『造反』旗號的人，『接管』了××大樓，就拿那裡的沙發、摩托車供自己享用，拿國家的錢揮霍浪費，這種為小團體私利的奪權是無政府主義的奪權，是『敗家子』的奪權，結果敗壞了無產階級的國家，敗壞了社會主義制度。」
這情景，難免使人想起了阿Q的革命。當然，兩者還是有些不同：阿Q要的是元寶、洋錢、洋紗衫、女人，還有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同時要處死他所不滿意的人；造反派要的是辦公室、大印，但同樣要排斥和打擊別的造反組織的人。而且，阿Q只不過是在幻想中革命，造反派則在實際行動中，已接觸到權力的邊緣。然而，阿Q式的革命，實際上正是中國曆次農民革命的縮影。
毛澤東是與魯迅同樣深諳中國國情的人。所以當上海市委倒台之後，立即派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來組建上海新政權。這個政權先是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為的是要繼承工人階級第一個政權巴黎公社的傳統，但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不相適應，毛澤東親自將它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但正當這個新的權力機構在積極籌備，張春橋馬上要奪得上海市第一把交椅之時，卻發生了炮打張春橋事件，炮打的基地就在復旦園裡。炮打失敗之後，就開始了「反逆流」鬥爭，新的政權將「炮打張春橋」事件說成是「反革命逆流」，對反張的造反派頭頭進行長時期的批判、鬥爭。然而這樣一來，又激起了一批人站出來進行反「反逆流」的鬥爭，一直發展到第二次炮打張春橋事件。然後又是鎮壓、鬥爭，一直到「四人幫」垮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復旦的運動可以說有九年半時間是在與張春橋的糾葛中渡過的。
第一次炮打張春橋
第一次炮打張春橋事件，是復旦「孫悟空」戰鬥組發動的。
1967年1月23—24日，「孫悟空」小組在復旦校園裡，在南京路、西藏路和淮海路等鬧市區，刷出了醒目的大標語：「警惕反革命兩面派」、「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市委」。接著，又貼出了大字報：《一問張春橋》、《為什麼？——二十問張春橋》。他們質問：張春橋對於群眾組織為什麼耍兩面派手法？為什麼上海市委都爛掉了，而獨你張春橋是左派？……醒目的大標語很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大字報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則啟發了人們的思考。對張春橋的懷疑空氣，迅速瀰漫開來。
我曾問過「孫悟空」小組的負責人胡守鈞：「你們是怎樣懷疑起張春橋來的？」
胡守鈞說：「是從上三司趙全國問題上開始懷疑的。」
趙全國是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是「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頭頭。在「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張春橋需要的口號：「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市委！」並且向中共中央發電報，提名由張春橋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擔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這當然很受張春橋一幫人的歡迎，對他禮遇有加。後來在位置的安排上產生了矛盾，趙全國對張春橋的態度有了改變，於是受到張春橋的歧視，由工總司出面將他拘捕。而徐景賢、王洪文則因為緊跟張春橋，就被委以重任。這種以「我」劃線，兩面三刀的作風，很使造反派反感。胡守鈞正是從這一點開始懷疑張春橋的。當時他的想法很單純，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是決不會有這種政客作風的，而張春橋卻大耍其兩面派手腕，那麼，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
懷疑一旦開始，就覺得問題愈來愈多。除了現實的表現之外，別人還提供了張春橋的一些歷史材料：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說，他以黨籍擔保，張春橋在蘇州反省院里曾經叛變，是可恥的叛徒；還有人從30年代資料中查出，張春橋就是當年被魯迅批判過的狄克……這樣一來，張春橋因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而造成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光環消失了，代之以愈來愈濃重的懷疑。——但不知何故，這些歷史資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運用。
1月22日，張春橋召集一些造反派頭頭開秘密會議，商討成立新的權力機構問題。張春橋、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們二人為首的新市委，徐景賢帶頭鼓掌，大家隨聲附和，就算是各群眾組織通過了。會場上只有胡守鈞和他的夥伴肖昌雄袖著手，不肯鼓掌，這場面當然引起了張春橋的注意，雙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們走出會場時，「迅速成立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新市委」之類的大標語已經貼滿街頭，這當然更引起了胡守鈞們的不滿。形勢緊迫，必須立即行動。所以第二天，他們就開始刷大標語，貼大字報。
張春橋後來在鎮壓參加「炮打」的學生時，幾次發出指示，要抓後台。他認為，學生們的「炮打」行動，一定是長鬍子的走資派在幕後指使的。其實不然，正是他自己的行為，引起了造反派的懷疑，才發展成炮打事件的。後來，張春橋們又批判「懷疑一切」的思潮。其實，「懷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們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鼓動起來的。他們鼓動起「懷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學生們去懷疑位高權重的老幹部，從而打倒他們，卻不料這東西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砍倒別人，也可以傷及他們自己。
「懷疑一切」的信條來自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問「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麼」時，說道：「懷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寫入回憶文章，其譯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馬克思》一書中。這篇文章本來並不廣為人知，在「文革」初期卻被造反的學生們抄在大字報上，大加宣傳。
「懷疑一切」的信條其實並不錯，它是歐洲啟蒙運動中理性主義的表現，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將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審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義和社會價值。馬克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讚賞這一格言的。「懷疑一切」的信條，同樣影響著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胡適說過：他從赫胥黎那裡學會了懷疑，學會了「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的方法」。魯迅則借著狂人之口質問道：「從來如此，便對么？」並且說：「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正是在這種懷疑主義的思想基礎上，他們才對傳統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時期的「懷疑一切」思潮，卻與前面所說的情況有些不同。它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