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運動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之後，貫徹抓階級鬥爭理論的一個重要舉措。它的正式名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因其包括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等四項內容，故稱「四清」運動。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在農村搞「四清」運動的同時，還決定要在城市進行「五反」運動，——後來又規定，無論農村和城市，通稱為「四清運動」。有些工廠、街道已經動起來了，文教系統則在北京大學進行試點，還從復旦抽調了一些幹部去參加工作組。上面的意思，本來是準備在北大試點取得經驗之後，再在全國各高校全面推開的，復旦唯恐落後，也唯恐將來處於被動，就預先在物理系和生物系搞了兩個小試點，審查了一大批教師和幹部，排摸情況，以便工作組來時有所應對。後來之所以沒有搞下去，是由於還來不及將「四清」運動全面推開，更加激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就已經發動起來了。
至於農村，則從1963年開始，就分期分批地進行「四清」運動。復旦師生，也分期分批地參加「四清」工作隊，深入到階級鬥爭的第一線。就我們中文系而言，一共參加了三期運動：一期小「四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寶山縣顧村、劉行等幾個公社，為期50天；兩期大「四清」，第一期從1964年月11月份至1965年5月份，在奉賢縣胡橋、盛橋等幾個公社，為期約7個月，第二期從1965年7月份至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為期將近一年，在寶山縣羅店、羅涇等幾個公社。當然，各人參加的期數並不一樣，有些人參加一期，有些人參加兩期，有些人則接連參加三期。當我參加過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後，中文系一位總支副書記胖大姐在通知我參加第二期大「四清」時，很坦率地對我說：「像你這樣的人，就應該多下鄉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話語，捅破了那些美麗言辭組成的包裝紙，說出了問題的實質：參加「四清」工作隊，本身還帶有思想改造的性質，也公開表示出領導上對我的歧視。
從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大學師生下鄉勞動雖然已是家常便飯，但除幹部下放勞動的時間較長之外，一般參加三夏、三秋勞動，都是兩周左右，最長不超過三周，而且，下放幹部限於教職員工，學生是不算在內的，現在三、四、五年級的學生都要長期下鄉，思想問題當然也就很多。最主要的是覺得下鄉的時間長了，耽誤了學業，許多人都有些顧慮。這一點，領導上很明確地回答道：「我們到農村搞『四清』，是去上階級鬥爭這門主課，這是最重要的學習！書本知識則是次要的。」雖然大家思想上未必真通，但是這樣一來，誰也不敢再說三道四了，否則，就要犯政治性的錯誤。
大概因為有這種思想動態的緣故，所以下鄉之後，對讀書一事防範得很嚴。剛到奉賢參加第一期大「四清」時，先是分片集中住宿，因為農村習慣早睡，工作隊員必須隨俗，我覺得時光可惜，就在大家睡下之後，點起蠟燭來看書，那時不敢帶業務書籍，看的當然是馬列著作，但不料此舉卻撞在槍口上，被帶隊的總支書記作為典型事例，在大會上提了出來，進行嚴厲的批評，說是有人下鄉來搞「四清」，還是念念不忘他的業務，秉燭夜讀，堅持走白專道路。他的目的是要抓個典型事例，教育群眾，而典型創造則常常要進行藝術加工的，所以他不肯如實說出我讀的是馬列著作，以免削弱批評力量，也可避免別人反抓辮子，這是非常老到的做法。但因為這批評沒有點名，我也不好站出來申辯。而不點名批評，也表示他是對事不對人，目的只是教育大家，下了鄉，就不要再抱著書本不放了。這批評果然有效，從此大家有空時寧可打撲克、吹牛皮，再也不敢拿起書本來讀了，這倒反而成為正常生活，——當然，分散住宿之後，偷著讀書的人還是有的，但別人不易知曉，而只要不彙報上去，也就相安無事。
訪貧問苦，紮根串連
為什麼第一期大「四清」時，工作隊不直接進村住到農民家裡去，而要先分片集中住宿呢？
這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有關。
我們下鄉之前，先學習了兩個中央文件：《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前一個文件叫《前十條》，後一個文件叫《後十條》，合稱《雙十條》，同時還聽了王光美《桃園經驗》講話記錄稿的宣讀。給人總的印象，是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非常嚴峻，農村幹部有很大一批爛掉了，而且說是有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已經不在共產黨手中。這樣一來，進村之後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就成為一個大問題了，而敵我友的界線，歷來被看作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按照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園大隊的做法，則需要進行訪貧問苦、紮根串連，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我們分片集中住宿，就是為了避免住錯人家，造成被動也。
那時，「四清」工作隊有如握有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凌駕在地方幹部之上，對公社和生產隊的幹部完全採取對立的態度，一上來就把他們撇在一邊，用秘密工作的方法紮根串連，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其作派，很有點像小說、電影中所寫的敵後武工隊和土改工作組。我們每天上下午到定點生產隊去參加勞動，晚上則到貧下中農家中去串連，在勞動和串連中打探情況，然後再回到住處加以分析研究。這樣排摸了幾個星期，終於確定了依靠對象，組織起貧下中農協會，我們也就搬到生產隊中去住，——自然是住在依靠對象家中。
但依靠對象似乎也並不純正。後來才知道，我們生產隊中一對貧協積極分子兄弟，他們的父親原是鹽警，因為喜歡賭博，家道早就敗落下來，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時，兄弟倆早就沒有了家產，所以成為貧農。哥哥顯得很無能，不善營生，弟弟則喜歡喝酒，好吹牛，帶點流氣，在揭發隊長時，表現得非常積極，但做起正經事來卻有點靠不住。我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要將他們選作依靠對象，大概選擇餘地不大之故罷。其實，社會是不斷變動的，古人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可見社會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態，截取一段時間的生存狀態，將它凝固下來，以此為據，不可變易，倒是有點形而上學。後來又提出要三代貧農，才算根正苗紅，大概是為了彌補這方面的缺失，然而卻更走向極端。而且，要找這樣的人，就更加難了。
我說我不知道選擇依靠對象的情況，因為我們復旦師生雖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隊員，但其實不過是實習生，真正有決定權的是從黨政機關中抽調出來的幹部。隔壁大隊就有原安徽省委書記、時任華東局第三書記曾希聖在蹭點；我們龍王大隊的「四清」工作隊骨幹，大都來自公安局和高級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一位長征幹部；與我同在一個生產隊的工作隊小組長，則是一位公安預審員。不過這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開始時，連工作隊員的原來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們師生間也是老吳、小王這樣相稱，不準再叫老師。我的房東就判斷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幹事，我問他何以說我是初中生呢？他說：「我是從你『戇』的程度來猜的。我有一個親戚，是高中生，戇頭戇腦，你也有點戇，不過比他戇得好一點，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這倒是衡量知識水平的新標準，十分有趣。但農民也在打聽我們的情況，後來知道工作隊中有很多人是大學生，覺得很新奇。有一次，有一位本系學生來找我，不經意間脫口而出叫我「吳老師」，使得我的房東大吃一驚，說：「原來你是大學老師，勿象勿象。」在他看來，大學老師還要戇些才是。
工作隊進村之初，著重在清經濟，首當其衝的是生產隊長和會計。但我們這個隊在查賬之後，卻並沒有發現什麼大問題，只是在隊長的誤工補貼上有些疑點，還有一筆賬目不大清楚，工作組長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個叫金絲娘橋的小鎮上去調查，卻也查不出什麼名堂來。我很犯愁，賬目上查不出問題，「四清」怎麼進展？工作組長叫我找生產隊長談話，動員他自己坦白。我用談心的方式，先說明大道理，後曉之以政策，但生產隊長一口咬定自己沒有經濟問題，談不出什麼結果。談話結束之後，組長從隔壁房間走了出來，說：「你這樣文質彬彬，哪裡能敲得出東西來！」過了兩天，他親自出馬找生產隊長訓話，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來就聲色俱厲地將生產隊長訓了一頓，以十分肯定的口氣指出，隊長是犯有四不清錯誤的，而且彷彿已經掌握了確實的材料，就看對方是否肯主動坦白交代了。這樣一來二去，果然把他嚇得面孔變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問題。但進一步去查核這些問題，卻又落實不下來。我本以為這是因為我們的工作組長做預審員做得久了，習慣於對罪犯以審問的方式對話，所以會得這樣凶，後來私下裡問其他隊的同學，說對待幹部都是這樣嚴厲的。那麼，問題也許不在於職業習慣，而在於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因為在學習文件階段，已先入為主，認為農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