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是1958年從農業戰線開始的，但很快就帶動起各行各業，出現了全面的躍進局面；而且時間上也不止於1958年，接著還有「繼續躍進」，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了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之後，更是躍個不停了，直到1960年全面大饑荒的出現，才被迫停頓下來，轉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階段。
復旦大學躍進大會現場。大躍進從農村開始，不久就遍及全國各行各業，文教戰線自然不能落後。躍進大會上動員、誓師，熱氣異常高漲，會後就開始通宵苦戰。
復旦是重點大學，先進單位，在大躍進年代裡，更是一馬當先，時常有點創造發明，影響所及，遍於全國的文教陣線。往事雖然只越過四十幾年，人們卻早已將它遺忘。然而歷史卻是無法迴避的，如果你不肯認真地對它加以總結，那麼它必然會化為一種惰性，影響今天的行動。與其讓歷史左右現實，還不如對它加以正面的認識。
紅專辯論與深挖個人主義思想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和「大批判開路」等口號，雖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正式提出來的，但實際上卻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全國的大躍進運動是以批判「反冒進」思想開路的，農村的大躍進運動是以拔白旗來清除障礙的，高校要開展大躍進運動，除了拔幾面白旗之外，還全面開展紅專大辯論，深挖個人主義思想，準備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徹底。
其實，反右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清路工作。周揚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發表，捧場者就出來贊道：地基已經清理出來，道路已經開闢好了，文藝上的千軍萬馬可以縱橫馳騁了。
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必須集中力量打擊重點對象，不可能全面鋪開。待到反右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全面深挖個人主義思想的工作也就開始了。
還在1957年下半年，復旦就組織中青年教師開展紅專大辯論，目的在於清算教師中的單純業務觀點。因為在領導上看來，這種偏重業務的觀點，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但是，教師本來就是從事文化科學專業工作的，業務不好，何以教人呢？這一層意思，無論如何總是想不通。不過大家鑒於反右運動的經驗，不敢明確地說出罷了，只有數學系一位姓徐的教師，因為得過一個什麼數學獎，1956年參加過全國青年積極分子大會，還有些政治資本，他發言說，大學教師首先要把業務搞好，在專業上應該成為拔尖人才，否則，就談不上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至於政治上，只要不反黨反社會主義就行了，一般教師不可能花太多的時間去做政治工作。此論很受教師們的歡迎，不料卻被一位政治課教師批評為中派觀點，——還好，沒有當作右派觀點。據這位左派教師的意見，教師首先在政治上要紅，其次才是專業知識。不過他始終沒有說明，缺乏專業知識如何能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問題。到得1958年，在學生中也展開紅專大辯論，聽說辯論得很熱烈，當然也是「紅」字派佔上風。
我參加過三四回這樣的紅專辯論會，雖然知道正確的結論應該是又紅又專，但始終搞不清「紅」的內涵是什麼。有人說，只要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就是「紅」，但左派們認為這只是社會主義公民的基本準則，還夠不上「紅」的條件，連陳毅副總理所說，飛行員首先要技術過硬，政治上只要不飛到台灣去就好了之類的話，也不被認可。有人說，「紅」就是多參加政治工作和社會工作，不能怕工作耽誤業務學習，——這種說法自然有一定的針對性，我們系的教師那時就極不願意擔任行政工作，生怕影響業務。但政治工作和社會工作是由領導上分派的，不是誰要參加就能參加，哪來的自主權？
我雖然很想做到又紅又專，但一直被認為是只專不紅的人，當時也頗感苦悶。後來有一位學長私下裡給我說了一句掏心的話，他說：「你的問題在於太喜歡寫文章，文章發表多了，自然要引人妒忌；當然，不寫文章也會被人看不起，你看我，發表過兩篇文章之後，就不再發表了，這樣，別人既不敢說我不會寫文章，我也不致太引人注意，一直平安無事。」這是經驗之談，很有幾分道理。但有一位領導找我談話說：「寫文章不一定都是白專道路，要看怎麼寫。」他雲里霧裡談了一通大道理之後，結末說：「我們可以合作寫文章。」我知道他與別人合作的經驗，那就是他出點子，別人執筆，然後他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不喜歡這樣做，當場就拒絕了，於是就成為白專道路的典型而受到了批判。這是後話。
我不知道紅專關係的辯論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但不久就開展了雙反運動，直接轉入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批判。《人民日報》在1958年4月13日專門發表了一篇社論：《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5月8日，該報又發表了黨內著名理論家馮定的文章：《知識分子在大躍進》，文中指出：「個人主義的最普遍的表現就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資產階級的高級知識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程度。」這就把矛頭指向說得非常清楚了。
為了深挖個人主義思想根源，於是又掀起一個貼大字報的高潮。復旦曾經規定，每人每天要貼上一百張，才算完成任務，大家只好把大字報紙裁小，一裁二，二裁四，四裁八……最後是大字報變成了小字報。不但貼滿走廊，而且貼滿寢室，甚至連床架、書櫥上都是。這回不是幫助共產黨整風了，而是群眾性的自我整風和「向黨交心」，即教師之間和同學之間的相互批評、學生對教師的批評和各人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叫做「自畫像」，即自己畫出自己的醜惡形象。內容主要是狠批深挖成名成家思想和名利觀念，旁及享樂主義和談情說愛現象等等。談戀愛在當時雖然並不犯規，而且許多左派也在追求女生，但女生若與別人談戀愛時，卻要算是小資情調，喪失革命鬥志的表現，所以有位革命性很強的女生，雖然入學之前就已定情，但那時她的男友來找她時，她卻裝得工作十分忙碌，把他晾在一旁。當時我還在葑溪鄉勞動，算是躲過了這一運動，但高雲卻因談戀愛而受到批評，也作了自我批評，畫了自畫像，當然就牽涉到我。好在當時幾乎是人人過關，也就並不顯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頭貼了個「佛」字，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邊放有餅乾罐，有時吃些小點心，則是享樂主義的表現，都被貼了大字報。總之，那時是一點私人空間都沒有，大家拿著放大鏡來觀察別人，同時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競相上綱上線，竭力醜化自己，醜化別人，這叫做「自燒」和「互燒」，務求將個人主義思想搞臭、燒凈。復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級的表揚，《人民日報》還特別報道了復旦大學舉辦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畫像展覽。
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狠批知識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剝奪掉知識分子最後一點資本——業務專長的資本，斷絕青年學子向這方面發展的路，而且把知識分子憑腦力勞動而獲得的高於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說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在考慮取消工資制，恢複供給制的問題。張春橋那篇《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文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上出籠的。這篇文章深得毛澤東的讚賞，在《人民日報》上轉載後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張春橋從此開始飛黃騰達。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文藝界的一些老積極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費的要求，把本來就不高的稿費標準，又降低了許多，並且取消了版稅制度。姚文元還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費的猛將，而傅雷是沒有工資只靠稿費生活的自由翻譯家。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應培養各類專家的，各系所訂的培養方向上，也有培養本門學科專門人才的規定，而且國家的建設也正需要各類專家，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就是不再培養專家，更加不要名家，這與辦學目的豈非矛盾？
反右運動以後，多次進行紅專問題辯論，不斷批判白專道路，要求師生樹立又紅又專的思想。圖為復旦教授們在擬訂紅專規劃。
大概為了解決這一明顯的矛盾，接著就重新討論培養方向的問題。別的系怎樣調整，我不大清楚，在我們中文系，則經過反覆討論之後，提出了一個以辦黨校的精神來辦系的方案。也就是說，中文系不再培養語言、文學學科的專業人才，而要培養能夠積極貫徹共產黨的各項政策任務的黨政幹部。這個方案得到了學校黨委的肯定，中文系也成為先進單位，向全校介紹經驗。
與新的形勢相適應，在課程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比如，「文學概論」被認為太偏重於介紹文學理論基本知識，政治性不強，就以「毛澤東文藝思想」和「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批判」兩門課來替代，——這時，姚文元正出版了一本遍批許多右派和准右派作家的《論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著作，批判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是一個極為時髦的課題。同時，語言、文學兩個專業也各自選中靶子，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開初，語言學專業的批判靶子是張世祿先生，說他宣揚的是高本漢的資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