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心情最舒暢的一年。
這一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出了「向科學進軍」和「獨立思考」的號召，這種方針和號召，切合文化科學工作的特點，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因而激發起知識分子最大的積極性。
這一年，人民政府實行工資改革，知識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類地區計算，一級教授的工資有360元，副教授和講師相交叉的六級工資是156元5角，比原來多出幾倍，有些剛工作四年的新講師就有92元，最低級別的助教也有65元5角。而當時的物價，雖然已經上漲，但還算低廉，一個大學生每月的統一伙食標準是12元5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飯是2角錢。所以這次工資改革，對知識分子的生活的確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們在經濟上的後顧之憂。
本來，在這個基礎上，是可以出現一個文化繁榮，科學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到得1957年夏天，情況卻發生突變。整風運動原先是號召大家提意見，鼓勵鳴放活動，但當人們經過一再動員，開始鳴放時，卻突然一轉而為反右鬥爭，將積極鳴放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為敵我矛盾，而且說，這本來就是一個「陽謀」，目的在於「引蛇出洞」。這真使人驚詫莫名，突兀萬分。但現實又是這麼殘酷，這些中計落網者，從此走上了悲慘的人生之旅。
層層動員，大鳴大放
雖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變化，但知識分子畢竟經歷過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和1955年的反胡風鬥爭和肅反運動，仍舊心有餘悸，並不是馬上就肯大鳴大放。為了造成鳴放局面，上面可以說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從中央到基層，層層動員，毛澤東還親自出馬，在天津、山東、江蘇、上海等地發表講話，這才將群眾發動起來。
我們可以排一個大致的日程表：
1957年2月27日—3月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十一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並在會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這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它提出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社會矛盾學說，正式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定為文藝學術的方針，並提出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這個文件在沒有正式發表之前，就破例將記錄稿傳達到各文化單位，起到全面動員的作用。
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即後來公布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這裡，進一步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打消顧慮，鼓勵鳴放。這是一個中央級的鳴放動員會。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這個整風運動指示。
4月底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動員鳴放。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時、陳仁炳等都參加這次會議，並且做了發言。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了13次座談會，傾聽他們的意見，推進整風運動。
6月初，復旦黨委召開各種類型的座談會，動員鳴放，號召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有全校性的鳴放會，如6月3日和7日兩次教授座談會，也有黨委派人到各系召開的鳴放會，約有幾十次之多，有些會議，如物理系、歷史系的會議，都有黨委副書記王零到場，聽取意見。
這種座談會一直開到基層。在學生中，各年級黨支部也都召開年級座談會，鼓勵鳴放，聽取同學對黨支部和上級黨組織的意見。
如此層層動員，造成鳴放氣氛，許多人終於打破顧慮，直言提出意見。這些座談會上的發言，每次都作有記錄，牆上貼的大字報，也有專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據，實則作為「反攻」時備查之用。這些會議記錄和抄存的大字報稿，想來現在應該還是保留著的罷。但是復旦雖說建立了檔案館，而這些40多年前的歷史檔案卻並不開放，所以我只有摘錄一些當時校報上的記載和根據對過來人的訪談記錄，來說明那時復旦的鳴放情況。
共六人舉行了座談，黨委王零同志也參加了這一座談會。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說：「過去黨做錯了事，總不肯公開地向群眾承認錯誤。只是個別的道歉，群眾不知道。這就不能發揮人的積極性。黨又不願意接受群眾的意見，直到碰了鼻子，還說有理，群眾很不服氣。而且以前一味強調蘇聯怎麼好，怎麼好，這實際上是一種洋教條。」在「以黨代政」方面，他舉出與自己有關的三件事情：系裡請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調某教師到安徽師範學院去教書，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勛先生到北京去開什麼會，也不告訴他一下。他說：「現在有人覺得，國家是黨的國家，好像只有黨員是愛國的，群眾是不愛國的，群眾是被僱傭的。……」在回憶歷次運動時，王恆守教授說：「有些人無中生有，打擊別人，抬高自己。這是要不得的。肅反後有些人入黨，很多人不服氣。認為這種人入黨，使真正好的人不願入黨了。」他還說：「抓別人辮子打，永不會虧本，打中了得獎受賞；打不中也有獎，這比資產階級做買賣還『穩』。」
6月6日，《復旦》校報以通欄標題《繼續「放」「鳴」，揭露三害，提出建議，幫助共產黨整風》報道了各系鳴放的情況。其中報道了新聞系副教授舒宗僑對共產黨的指責：「你們講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法律系教授楊兆龍說：「法律系辦得最壞，是公安機關，法院作風。所以不能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如果肯定成績，還檢查什麼錯誤。要檢查錯誤，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全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此外，對評級評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認真檢查一下，有那麼多安排不當的人。」生物系教授劉咸說：「黨群之間為什麼有牆溝？是因為將全中國看作黨天下。希望不只對黨員作風檢查，同時對國家的科學學術方面的發展不平衡，要作深入的檢查。我學的是人類學，冷門的。國民黨反動派時，在國內有三個人類學系：浙大、暨南和清華，解放後說人類學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我為了這個學科，在復旦倒霉至今。蘇聯也有這個學科，我們卻始終不承認。」
……
從《復旦》校報的這些報道中，可以看到當時校內鳴放的一些實況，但是並不全面，而且，有些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論都沒有報道。
據一位黨政幹部向我介紹說，當時鳴放出來的意見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黨的領導是否一貫正確？
有人提出，共產黨也有錯誤，蘇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個人崇拜現象？中共受到蘇共哪些方面的影響？
當時圖書館有一份英國《泰晤士報》，教師憑卡可以看，從中陸續透露出不少消息，如波匈事件、鐵托在普拉發表的三次演說，這些都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所以他們提出了上面的問題。
二、「一邊倒」政策是否正確？
有些教師提出：一邊倒倒過頭了。大家感觸較深的還是學校里的事，比如：對停止學習英語，一律改學俄語的措施，就認為不妥，因為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而俄語的使用範圍並不廣，不能用政治傾向來左右外語教學；對學時安排的六時一貫制，也認為學得太機械，沒有什麼好處。有些教師還從國際關係問題上提出意見，認為與英美斷絕關係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王造時認為，尼赫魯的外交政策就比我們高明，印度原是英國殖民地，一向親英，但他並不一邊倒倒向英國，而是走中間路線，與蘇聯也有較好的關係。這種中間路線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是有利的。
三、對解放後高等教育的成敗得失如何估價？
這方面老教授的意見相當集中。首先是對1952年的院系調整很有看法，認為這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拉郎配，使許多學校元氣大傷，將有些學校積累了幾十年的學術傳統一夜之間一掃而光，比如浙大就是如此。其次，對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也有意見，認為學習蘇聯要有選擇，適合我們的才可學，不能樣樣照搬。而當時則從培養方案、課程設置、教科書，一直到學術觀點，一律照搬。這很引起教師的反感。還有人對教研室的設置也提出了意見。以前的教師大都是通才，能教各類功課，按照蘇聯模式的教研室設定之後，就把教師的專業範圍限制得死了。比如：周谷城能教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後來編在世界上古史組，就只教世界上古史了；陳守實的專長是農民運動史、土地關係史和明史，後來編在中國上古史組，也就只能教中國上古史了；蔣天樞、劉大傑、朱東潤、趙景深原來都能教文學通史，後來也各自被固定在先奏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宋元和明清的分段文學史上。這種人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