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是改造的重點，文藝界也是改造的重點，中文系處於兩界的交叉點，所受衝擊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文藝界的思想改造是與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同步進行的。還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前6天，即11月24日，胡喬木、周揚和丁玲就在北京文藝界學習動員大會上作了關於思想改造的動員報告，12月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胡喬木的講話：《文藝工作者為什麼要思想改造》，意在將思想改造運動推向全國文藝界。而在這之前半年，則已經進行過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了。從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所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看，此次討論的目的，顯然不在於評價一部電影的成敗得失，而是藉此來澄清文化界的混亂思想。毛澤東從電影《武訓傳》和對於武訓及《武訓傳》的眾多歌頌里，看到的是：「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既然文化界的思想如此混亂，當然不是通過一部電影的討論就能解決問題的。繼續尋找題目來做澄清思想的工作，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正是毛澤東所抓到的另一個題目。這個題目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俞平伯本身，而是由於他的《紅樓夢研究》（原名《紅樓夢辨》）是胡適所開創的新紅學派的代表作，通過對這本書和作者其他文章的批判，可以打開批判胡適思想的大門，而胡適的學術思想和學術影響，正是當時傳播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障礙。正因為如此，所以毛澤東才會為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兩個小人物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受到壓制而大動干戈。而且，利用小人物來反對大人物，利用青年人來衝擊老年人，也是他的一種策略，這一點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更為突出。只是，在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還看不出其中奧妙，難免有些隔膜，行動起來就要撞在槍口上了。
馮雪峰在《文藝報》奉命轉載兩位小人物的文章時，寫了一個較為實在的按語，結果受到毛澤東嚴厲的斥責和《人民日報》公開的質問；胡風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站出來發言，指責《文藝報》壓制路翎、阿壠等新生力量，結果引來了一場反胡風運動。
當然，胡風也不過是以此來作為一個突破口而已，而對胡風的清算，也只是遲早間事。因為胡風在文藝界有相當的實力和影響，而胡風的文藝思想又確有與毛澤東文藝思想不合的地方，這是決不能容忍的。
作為中文系的學生，我們對於文藝界的這些論爭，一向是很關心的，因為它與我們的專業有關。但真正重視起來，則是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袁水拍《質問〈文藝報〉編者》之後。這篇文章，明顯是針對馮雪峰的，因為他是《文藝報》主編。但馮雪峰在我們的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藝理論權威，怎麼為這一點小事就受到公開質問，而且被撤掉主編職務呢？實在有點想不通。但文藝界將有一個大變動，是看得出來的。待到展開對胡風的批判之後，特別是周揚發表了《我們必須戰鬥》的講話，我們很多人都認為這是30年代左翼文藝陣營兩派鬥爭的繼續。大概正是為了要引起學生們對反胡風運動的重視，市領導特地派了一些作家來做報告，加以引導。我記得其中有吳強和靳以。靳以在復旦中文系教過書，大家都知道，吳強那時還未出版他的代表作《紅日》，不太有名，當時會議主持人對他的介紹是：《高高地舉起雪亮的小馬槍》的作者，但我們大都沒有讀過這部小說，所以對這位作家也並不怎麼重視。
而不久形勢就發生突變。《人民日報》公布了胡風給舒蕪的信，標題是《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而且加了許多非常嚴重的按語。接著，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來時，標題已改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由反黨而反革命，問題當然是愈加嚴重的了。接著，就是停課搞運動，並且由反胡風集團進而發展成全面的肅清反革命運動。
我當時很缺乏法制觀念，沒有意識到這樣不經本人同意就將私人信件公布出來，是違反憲法所規定的通信自由原則的，而且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著《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去理解問題。雖然覺得有名的左翼作家忽然變成了國民黨的特務，很是費解，但既然黨中央機關報這樣說，總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去懷疑了。只是《材料》里將我們的老師賈植芳先生定為胡風骨幹分子，覺得很是吃驚，而且學校里還將四年級的幾位同學也牽涉進去，更是覺得可怕。
賈植芳先生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後不久，就被捉將進去。據他自己後來告訴我，說是黨委書記楊西光用汽車送他到高教局裡去開會，局裡有陳其五等三個幹部找他談話，要他交代問題，賈先生說沒有什麼好交代的，態度很篤定，吃過午飯後還在沙發上睡了一覺。陳其五等人說他態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裡交代問題，下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這一去，就關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來，仍舊是監督勞動。
「這不是誘捕嗎？」我問。
賈先生卻說，在家裡捕還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實都是一樣的。他認為楊西光對他還算客氣，在去高教局的路上，還送他兩包中華牌香煙；到了高教局，陳其五宣布對他停職審查時，楊西光還說：「賈先生，我們學校里缺教師，你把情況弄清楚了，就趕快回來教書，我們需要你。」
賈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對他做過一點好事，或講過幾句好話的人，他都記得，永遠表示感謝。
他還告訴我，在胡風案子平反之後，有一次章培恆進京開會，見到楊西光，楊西光叫章培恆帶話給他，說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楊西光不送，也會有別的人送的；並說，賈先生如果願意見他，下次到北京時打電話給他，他派車子來接。他還抄了電話號碼托章培恆帶給賈先生。
賈先生說：「他所說的倒也是事實，不過我沒有去見他。」
章培恆當時雖然剛畢業，但已是中文系黨支部書記了，——那時，各系還未設立總支部，他這個支部書記，就相當於後來的總支書記，就是領導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規格比賈植芳略低一級，是黨委副書記王零坐汽車到他家中來接，也說是到高教局開會，是舒文把他留在高教局裡寫檢討，兩三天後，再把他隔離到一個什麼地方，——因為車窗掛上窗帘，他也搞不清這是何處，但憑他老上海的經驗，覺得這也許是建國西路什麼地方，不過十多天後即放回覆旦，當然仍是寫檢討。他的罪名是給賈植芳通風報信。其實，他只對賈植芳說過：「反胡風是中央的決定。」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架勢有誰看不出來呢？當然，他還有別的一些可以上綱之事。因為他曾經說過，他在學術上想研究三個專題：一是魯迅思想，二是胡風文藝理論，三是屈原作品。這第二項，在當時已經是一個大問題。而且，章培恆雖然擔任支部書記，做著政治工作，卻是書生氣十足，不大能領會政治行情，在周揚發表《我們必須戰鬥》的聲討檄文之後，他竟然寫文章到《人民日報》去與之商榷。文章當然不會發表，但賬還是記著的。而且，他還寫過一篇文章，批評《文藝月報》上對於路翎小說《窪地上的戰役》的批評，這篇文章雖然沒有寄出，但曾與老同學王聿祥說起過，王聿祥在新文藝出版社工作，回去講了出來，有人就寫了《感情問題及其他》加以批判，並且趕著加料出了書，這一切很快就反饋到復旦來，都成為章培恆的罪狀。後來，王聿祥也因胡風案被關了進去。審查的結果，章培恆不但被撤掉支部書記的職務，而且被開除了黨籍，調到校圖書館去工作。
施昌東則是直接從學校里逮捕的。不過公安員還算講文明，用一塊手帕將他手上的手銬遮住，算是顧全他一點面子。但關的時間卻很長。聽到他回校的消息，我到淞庄宿舍去看他時，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後來他就留在系資料室做資料員。把他關得很長的一個理由是，他有托派嫌疑。但是，聽章培恆說，那時這個問題已經調查清楚了，知道他是冒名頂替，用了一個叫施昌東的人的文憑報考學校，他原名本叫施昌驥，托派嫌疑是文憑的真正主人那一個施昌東，不是他。這樣看來，只不過是借著這個因頭，把他逮捕，實際上還是要審查胡風案件。章培恆在被審查前是黨支部書記，這些事應該是清楚的。我記得在反胡風運動中，施昌東不但沒有為胡風辯護，而且在運動初期還寫過一篇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發表在《文藝月報》上，影響很大，與姚文元同列為上海的新生力量，但運動一深入，情況就改變了。
另一些受影響的同學，如曾華鵬、范伯群等，則是在學校里審查，他們當時都是畢業班學生，本班同學畢業後，他們還集中在一間平房裡學習。曾華鵬在反胡風運動初期，也寫過一篇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很引人注目，但也無濟於事。本來，曾華鵬、范伯群和施昌東一樣，都是班上的業務尖子，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