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後，第一次針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是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而這種思想改造的要求，還是知識分子頭面人物自己提出來的。這一點，不但後來者難以想像，就是過來人也大都記憶模糊了。但從文獻記載上看，事實的確如此。
1951年9月，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大教師中進行思想改造學習的計畫，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肯定。
同月29日，應馬寅初校長之邀，周恩來總理到北大作《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為了擴大影響，便於在全國範圍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周恩來主動提出報告會擴大範圍，請京津地區各高校師生代表參加。
10月23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三次會議上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
於是，思想改造運動就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展開。
當然，馬寅初的思想改造計畫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最高領導的肯定，而且立刻全面加以推廣，只是因為這個計畫正好投合了領導上的需要，或者本來就是上面授意提出的。從毛澤東在建國前夕所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五評《白皮書》的文章看，他把許多知識分子定位於「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本來就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當然是非加以改造不可的。可以說，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
但從馬寅初的行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知識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積極性。他們竭力想要捐棄舊我，爭做新人，跟上時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節拍。當然，這也是形勢逼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馬寅初提出思想改造學習計畫之前，朱光潛就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自我檢討》，接著，費孝通和馮友蘭又在1950年1—2月間，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這一年》、《一年學習的總結》等文章，談自己一年來思想改造的體會。
但誰又能知道，後來卻是愈改造離共產黨的要求愈遠，愈改造愈變成為革命的對立面了呢？就連倡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馬寅初本人，也在數年之後，因在人口論問題上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不肯屈服於強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來，成為拒不接受改造的頑固派典型。
這裡只好說聲「嗚呼哀哉」了！
同時，也動員知識分子參加社會運動。建國初期的社會運動實在太多，而且無一不波及學校。三大運動也相繼化為：參軍、參干、檢舉反革命、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獻運動……發動知識分子參加社會運動，一方面可以造成巨大的聲勢，另一方面也使知識分子在參加社會變革中變革自己的思想。所以，連反銀元販子的鬥爭，也要學校派出宣傳隊，上街宣傳。
而影響最大的，當然要算髮動文、法兩個學院的師生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了。
復旦土改工作隊去的是淮北地區的兩個縣：五河與靈壁，參加了兩期土改工作。時間是從1951年10月7日到1952年2月6日，歷時四個月。
當時，大學教授還有相當的威望，所以許多事情還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掛名。比如，在學習動員階段，學校組織工作隊師生在勝利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白毛女》（那時復旦還沒有放映機，所以只好組織大家到電影院去看電影），就由教務長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時的動員報告，而工作隊隊長則由副教務長周予同教授擔任，宣傳部長是陳守實教授，因為他是研究土地關係史和農民戰爭史的，但陳守實不參加任何會議，宣傳部的實際工作由副部長餘子道代理，——餘子道當時還是學生中的團員幹部，已能獨當一面了。
當然，教授們本來就是掛名的，復旦土改工作隊實際上也是由副隊長余開祥負責，余開祥是土改工作隊黨小組負責人。但余開祥也決定不了大事，因為他是知識分子黨員，一則不了解農村情況，沒有土改經驗；二則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正的決定權掌握在華東土改工作團手裡，由他們來劃定成分、選取鬥爭對象、決定處置辦法等等。這個團由幹部組成，已在蘇北搞過幾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儘管如此，教師們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辦事也十分認真。比如，有一戶農民被劃為地主，他們根據實際材料，認為是錯劃，就聯名寫信向土改工作團提出意見，力求做到公正。而對於幹部中的不法行為，也勇於提出來，要求處理。所以在土改結束，工作隊撤離時，農民們捨不得有些隊員走，熱情地加以挽留。
至於教師們此行的內心活動，我們可以從譚其驤教授日後在思想改造大會上的自我檢查中看出。他在檢查中說及自己積極報名參加土改的動機，除了「無可奈何」、「奉命參加」、「過關思想」之外，還說了幾條很可注意的想法：「光榮感，認為這樣一場重大的政治運動，自己能夠作為一名工作隊員，是非常光榮的」；「立功思想，自己沒有什麼光榮的歷史，企圖參加土改為黨、為新社會做一點事，多少立一點功」；「面子問題，覺得這樣重大的政治運動，如果不能參加就會被人瞧不起」；「鍍金思想，參加過土改就有了政治資本」。（據葛劍雄《譚其驤前傳》所錄）這裡所說的一些想法，是真實的，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態。過去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是把到歐美留學看作是鍍金，現在卻把參加土改看作是鍍金，可見時代風氣的變化，不是當事人自己說出，後來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據老先生們回憶，當時參加土改的教師很多，歷史系有：周予同、陳守實、譚其驤、胡厚宣；中文系有：陳子展、劉大傑、蔣天樞、趙宋慶、胡文淑、鮑正鵠、胡裕樹、蔣孔陽、王運熙；新聞系有：趙敏恆、曹亨聞、舒宗橋、杜月村；經濟系有：朱伯康、蘇紹智、陳其人。此外，還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會系的孫桂梧、法律系的陳文彬，等等。他們中有些人還參加了縣土地改革委員會。當然，這也只是掛名的角色，用來象徵一種反封建的統一戰線。
但由於華東土改工作團的幹部們以老革命自居，對知識分子缺乏尊重，雙方的矛盾也時有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團一名幹部自殺事件引起的。這位幹部追求復旦新聞系一位女生，糾纏不休，該女生被纏得沒有辦法，只好向小組長彙報，小組長葛遲胤嚴肅地批評了這位幹部，叫他別再糾纏了。不料這個幹部惱怒之下，竟開槍自殺了，——為了對付土匪和鎮壓土豪，土改工作團是帶有槍彈的。於是工作團要追究葛遲胤的責任，強迫他作出檢討。葛遲胤是根硬骨頭，他說自己沒有錯，堅決不作檢討。工作團就上綱上線，說他逼死工農幹部，——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罪名。葛遲胤經過調查，指出該幹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作為依據，證明小商人屬於小資產階級，與工人農民不是一個檔次。毛澤東著作在當時是革命運動的指南，誰也不敢有所非議，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復旦方面對葛遲胤的行為是默許的，自然不作什麼處理，在他畢業時還將他留校任教，可見對這個人還是比較欣賞的。但到得1957年，葛遲胤卻因宣揚系主任王中教授的新聞理論而獲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這與他骨頭太硬，大概不無關係，因為領導上畢竟是不喜歡具有獨立見解的人。60年代初，我與葛遲胤做過鄰居，那個時候，只見他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完全沒有一點硬氣了，要不是聽到老學長的介紹，絕對看不出他當年的鋒芒來，——他已經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靈壁本來就是兩個窮縣，前兩年剛打過淮海戰役，靈壁縣的牆壁上還有密密麻麻的彈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災，餓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樹上的毒蛇咬死了不少人。據餘子道說，他在五河和靈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沒有看見過一張四隻腳完整的桌子，也沒有看見過一家有臉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頭上埋一個瓦罐，燒飯時可以熱一點水，裡面放一塊舊布，全家輪流用這塊布擦臉。有些人家父子兩人合用一條褲子；有些在堤壩邊搭一個草棚住，大水一來就泡在水裡；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沒有屋頂，下起雨來只好東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爛爛的。當地以胡蘿蔔和山芋為主食，並輔以高粱粉，——這些粗糧，現在經過精心打造，已成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當時，卻是粗糲得難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不是用窯燒的磚瓦，而是用碎麥稈、碎稻草與泥土拌起來在模子里壓成的大土磚。歷史學家周予同、譚其驤說，這是西漢時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則連西漢也不如了，因為西漢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與靈壁兩縣，竟連一條牛也看不到，農民只好用鋤頭來翻地。
復旦的師生，長期在大城市裡生活，有些學生的家庭環境還很好，何曾見過這種艱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