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平時說普通話帶點南方口音，可每當憶及往日北京舊事如說鄰裡間的和氣有禮，見面總招呼「您早，吃了嗎？」「您慢走，回頭見。」……竟是一派京腔。一次談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清華靜齋生，那時女生宿舍有會客室，男同學來訪，通常由宿舍的女傭高聲通報，得到通知的女生就到會客室會客。「×××小姐有人找！」楊先生為我們摹仿宿舍女傭的呼叫，京味十足呢。
楊先生似乎對來自貝滿女中的清華小女生印象頗深，她們特孩子氣，日常言談中頻繁出現的不外這五句話：「哎，好玩兒」；「好看；「給我」；「討厭」；「打你」。那發音吐字之純正，語調神態之嬌憨，脫兒一個北京女孩！我正驚訝楊先生善於捕捉人的特點，驀然想起她本來就曾是個北京女孩。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陰曆六月二十二日），楊先生在北京出生。父親楊蔭杭（字補塘，筆名老圃）當時在北京一所政法學校教書，並應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之請，晚上到王府講授法律課。按說楊先生出生時，上面已有壽康、同康、閏康三個姐姐，不會受到太多重視，沒想到父親老圃先生竟對這第四個女兒從小特別鍾愛，寶貝得不知怎麼寶貝才好。也許因為這是他逃亡海外留學美國歸來後所生的第一個孩子，也許因為嬰兒初生就透著一股靈性，招人喜歡。老圃先生為女兒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據說阿季生性愛笑，出生時哭完以後，眼睛滴溜溜四處看。儘管家裡因時局動蕩、各地騷亂而極度不安和苦惱，她笑得非常開心。她出生那年，家裡買了一隻製冰淇淋的桶，因為老圃先生愛吃冰淇淋，經常家裡自製。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媽蔭扮給她嘗點冰淇淋，小嘴都凍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個姐姐，都生耷無錫，接生的穩婆（亦稱「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銅錢，即十個銅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稱，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產科醫生接生的，接生費是十五兩銀子。姐妹間說笑著跟阿季算賬，說他們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費，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兩銀子的一個零頭（因一兩銀子比一枚銀元貴）。
爸爸曾對阿季說：「阿季，你一生出來就被人討厭。」當時，她家
和她的景蘇叔公（即胡適《四十自述》中的楊志洵老師）比鄰。他們家的女傭過來問：「生了？小子還是姑娘？」答：「姑娘。」那女傭說：「討厭死了！」老圃先生聽見了，賭氣給她一元銀幣「報喜錢」。阿季事後聽爸爸說了，很不服氣。爸爸說那女傭「歡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稱心滿意，哪還討厭呢？」
雖說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啟明女校住讀，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無錫老家，所以阿季一時成為家裡的「獨養女兒」，歡樂的中心。
媽媽告訴阿季，她出生後，有時哭鬧，爸爸就抱著她來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獨享有的「殊榮」。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寶形：大姐和八妹長得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內了）。據二姑媽蔭卡分說，阿季初生的時候，抱她要兩手湊近了托住，分得太遠就掉下去了。阿季長大後身材短小，愛貓的老圃先生笑說：「貓以矮腳短身者為良。」
只是阿季當「獨女」的時間不長：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辭職回南照顧祖母等，隨即偕妻攜阿季到上海避難，與大姐、二姐會合。再後來，大弟寶昌、小弟保傲、七妹楊黍、八妹楊必相繼出生，阿季上有三個姐姐，下有兩弟兩妹，復為眾多姐弟中的老四。
阿季在家從不爭寵，但她天資聰慧，善解人意，與父母特親，對父母有聲的教誨，無言的榜樣，感悟深、吸收快，點滴人心。
阿季的父親有點與眾不同，這固然源於他率真豁達的天性，更與他的學養有關。他為人處世剛正磊落；對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輕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從不打罵孩子，也不寵他們。他認為，孩子不能寵，不能每個要求每件事都takefranted，他（從孩子的角度說）「視為應得」；只要寵，將來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說父親「凝重有威」，孩子們都怕他；不過怕歸怕，卻和父親很親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歡孩子的。錢鍾書先生初次見到老圃先生，也有點怕，後來他對阿季說：「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
父親用無錫話稱孩子們「老小」。當老小們放肆淘氣影響他工作時，他不動手也不訓斥，只是請母親把老小引到別處去調教。
父親喜歡飯後孩子們圍繞著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放焰口」這個從孟蘭盆會借來的辭兒，在楊家意思就是爸爸請客，被孩子們用來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口」的時候，老小歡喜，爸爸高興，天倫之樂無窮。所以，許多年過去，老小們已長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還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麼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種親情交融的溫馨。
阿季手巧，父親飯後吃水果，她管剝皮；吃風乾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脫殼去衣。總之，果品不論乾鮮，一經她手，準保收拾得千乾淨凈。
老小們懂事，往往中午飯後「放完焰口」，大家自動散去，好讓父親午休。父親有一次卻叫住阿季，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只是別出聲。」阿季從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書，行步做事，躡手躡腳，沒有一點聲響。冬天家裡只父親屋裡生個火爐，孩子們都用煨炭的手爐、腳爐取暖。火爐需不時加煤，阿季動作輕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聲。
父親對母親尊重愛護，母親對父親的特立獨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這種平等相待的夫妻關係，在夫權為主的舊社會是少有的，也是舊式夫婦間不多見的。
阿季的母親唐須嫈，也是無錫人。據楊先生說，媽媽這個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給改的。因為在北京任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時，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禮服，戴大禮帽，到懷仁堂賀節；晚上改穿夜禮服，攜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楊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媽媽小名細寶，不知大名叫什麼。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楊先生還記起一個笑話。每年元旦前夜，媽媽說，「大禮帽得拿出來」，她大弟必大哭一場，說「大狸貓不要拿出來」。
阿季母親與老圃同年，二十歲結婚時，老圃還是學生。母親讀書識字（因唐家是富商，家裡延聘女先生教女兒們讀書認字），通情達理。曾在上海務本女校隨班聽課，愛看小說，新舊都讀。結婚兩年，父親由上海南洋公學官費派送日本留學，抵達日本不久，得知妻子臨產，特向官方請准事假回國探視，剛好在長女壽康出生前夕趕到家裡。雖然來去匆匆，在家逗留不過一周；母親心上快慰，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動，視為生平得意之事。
父親留日歸國後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緝，母親為父親特製一條假辮，釘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歸來將抵家門，覺背後有人拉住假辮掩兩下。父親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幫助籌款，潛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學，考入大學研究科，專研法律。次年7月，通過論文，獲早稻田大學法學士。即到美國，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
父親一去四年多，母親在無錫老家與婆婆和妯娌及侄兒女一同生活，撫養三個女兒。1910年父親回國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後在上海當律師，旋被先後任命為江蘇、浙江高等審判廳長。他因杭州惡霸殺人案，堅持司法獨立，同浙江督軍、省長意見不合，被調任京師高等檢察長。
父親回國以來，不論南下北上，母親總歸攜兒帶女同行，與父親相伴，家務操持得有條不紊，以致孩子們都深信母親能幹，無所不能！
阿季從記事起，從小到大，沒有聽父母吵過一次架。她回憶說：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裡，夫婦間的共同語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卻好像老朋友，無話不談。他們談的話真多：有過去的，當前的；自家的，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共同分析父親辦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時議論一些倫理道德問題。他們認為損人利己不好，於己無益而損人更壞。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反思，有時總結經驗。
阿季形容父親和母親：「兩人一生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JeandelaBruyere）《人性與世態》（LesCaracteres）。」可惜阿季當時年幼無知，對父母那時斷時續的談話，聽了也不甚經心，如今的領會，乃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所得。我曾問楊絳先生，她父親和母親那種暢開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關係，對她們姊妹的影響。楊先生答：「我們姐妹中，三個結了婚的，個個都算得賢妻；我們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親對父親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