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開始走訪喬布拉村中一些最貧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幫助他們。這個村分為三個地段，分別聚居著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訪佛教徒地段時，我會帶著我的學生迪帕爾·錢德拉·巴魯亞（Dipal 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這個地區土生土長的。還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認識那裡的大多數家庭，並天生有一種能使村民們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喬布拉村做例行詢問時，我們在一個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來，泥牆已經坍塌，茅草屋頂千瘡百孔。我們從一群正在覓食的小雞與種著蔬菜的畦間穿過，向房子走去。一個女人蹲在門廊骯髒的地上，雙膝緊緊夾著一個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貫注地埋頭工作，手指飛快地動作著，編織那些執拗的竹條。
聽到拉蒂菲的問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進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沖她叫道,「我們不是陌生人。我們在大學裡教書，咱們是鄰居。我們只想問你幾個問題。」
拉蒂菲禮貌的態度使她放下心來，她低聲回答:「家裡沒人。」
她的意思是，家裡沒有男人。在孟加拉，婦女是不應該和非近親的男人說話的。
孩子們赤裸著在院子里到處跑。鄰居們從窗口窺視著我們，想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在喬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們經常不得不隔著竹牆或竹簾和婦女說話。實際上，遮蔽習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婦女始終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吉大港地區一直嚴格遵守著這一習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長，會說本地方言，總是努力通過聊天贏得穆斯林婦女的信任。向一位母親誇讚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親感到自在。於是我抱起身旁一個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來，向母親身邊衝過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懷中。
「你有幾個孩子?」拉蒂菲問她。
「三個。」
「這個孩子長得很好看。」我說。
這位母親稍稍安下心來，抱著孩子向門口走來。她二十齣頭，瘦瘦的，黝黑的皮膚，黑眼睛。她穿一件紅色的紗麗，目光里是一個每天從早到夜勞作的婦女的那種疲憊。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
「蘇菲亞·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問。
「21歲。」
我並沒有拿出筆和小本子來記錄，我怕那會嚇著她。我只允許我的學生們在回訪時做記錄。
「這竹子是你自己的嗎?」我接著問道。
「是的。」
「怎麼得來的呢?」
「我買的。」
「這竹子花了你多少錢?」
「5塔卡。」當時，這相當於22美分。
「你有5塔卡嗎?」
「沒有，我從派卡（ paikars）那兒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們是怎麼說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賣回給他們，算作還款。」
「你一個凳子賣多少錢?」
「5塔卡50波沙（poysha）。」
「那麼你就掙50波沙的利了?」
她點點頭。那只有大約兩美分。
「你能從放債人那兒借現金來買你的原材料嗎?」
「能，但放債人會要很多。和他們打交道的人都變得更窮了。」
「放債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況。有時他要每周10％，但我有個鄰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於是你用這些漂亮的竹凳掙的所有錢，50波沙，對吧?」
「對。」
蘇菲亞不想再浪費時間講話了。我注視著她又開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編織著那些竹枝，它們成年累月地這樣做著，這是她的生計。她光腳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長了繭子，指甲裡帶著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們如何能掙脫自她而始的貧困循環呢?蘇菲亞的收入幾乎不夠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說使她的家人有適當的居所和衣著，那麼孩子們又怎麼去上學呢?簡直不可能去想像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脫這種慘境。
蘇菲亞·貝格姆一天只掙兩美分，這使我震驚。在大學裡的課程中，我對於成百上千萬美元的數額進行理論分析，但是在這兒，就在我的眼前，生與死的問題是以「分」的單位展示出來的。什麼地方出錯了?!我的大學課程怎麼沒有反映蘇菲亞的生活現實呢?我很生氣，生自己的氣，生經濟學系的氣，還有那些數以千計才華橫溢的教授們，他們都沒有嘗試去提出並解決這個問題，我也生他們的氣。在我看來，是現存的經濟制度註定了蘇菲亞的收入將永遠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遠也攢不下一分錢，永遠不可能有任何投資來擴展她的經濟基礎。她的孩子註定將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樣，繼續過著赤貧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強維生。我以前從沒聽說有任何人會由於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來，這是不可能的，是荒謬的。我是不是該立即把手伸進口袋裡，把蘇菲亞需要作為資本的那一丁點兒錢交給她呢?那是十分簡單，輕而易舉的事。而我剋制住了這個衝動。她並不是在要求施捨。況且，送給一個人22美分並不能長久地解決問題。
拉蒂菲和我開車回到我山上的家。我們在傍晚的溽熱中在花園裡散步。我試圖以蘇菲亞自己的視角去看待她的問題。她受苦是因為買那些竹子要花費5塔卡，而她沒有購買原材料所需的現金。結果，她只能在一個繃緊的循環中——從商人那兒借錢，並把東西賣回給他——維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種受制約的勞作形式，或者乾脆地說，就是奴役。那個商人算計得很精，只付給蘇菲亞剛剛只夠購買原材料，和勉強夠活下去的錢。她無法掙脫被剝削的那種關係。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過那個商人繼續勞作下去。
在第三世界裡，高利貸變得如此標準化和廣為流行，以至借貸者很少意識到，那是一種多麼強制蠻橫的契約。剝削在各種偽裝下進行著。在孟加拉的鄉村，在耕種季節開始時所借的一莫恩德（1 maund，大約37公斤，印度及部分中東國家使用的重量單位）帶殼的稻子，到收割時必須要還兩莫恩德。土地被用於質押時，將任由債權人處置，債權人可以在完全還清借款以前一直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在許多情況下，一種諸如「保南納馬」（ bawnanama）的正式文件保證了債權人的權利。根據該文件，債權人通常拒絕接受對於借貸的部分償還，在規定的償還期限之後，債權人可以按事先商定的「價格」「買」斷這塊地。另一種抵押擔保形式是「達丹」（ dadan），契約確保商人借出的貸款可以事先商定的低於市場的價格收購將來的農作收成。蘇菲亞·貝格姆就是在與放貸人之間的一個「達丹」契約的制約之下，來製作她的竹凳的。
在孟加拉，有時借貸是為了一些特別的或暫時性的目的（比如嫁女兒啦，賄賂官員啦，打官司啦），但有時就只是為了活下去——買食物、藥品，或是應急。在這種情況下，借貸者很難擺脫借貸的重負拖累。通常，借貸者不得不再次借貸以償還以前的借款，最終就會像蘇菲亞那樣深陷於貧困的循環中。在我看來，蘇菲亞只有找到5塔卡來買她的竹子，她作為契約奴隸的地位才可能改變。信用貸款可以給她帶來那筆錢。然後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場上出售她的產品，向消費者直接收取全額的零售價。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給梅姆娜·貝格姆（Maimuna Begum）打了電話，她是為我收集資料的大學生，我請她幫我將喬布拉村像蘇菲亞這樣依賴放貸者的人開列一個名單。一周之內，我拿到了一個列有42個人名的清單，借款總額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難，就只是因為沒有這27美元!」我驚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兒，什麼也沒說，這一現實令我們難過。
我的頭腦是不會聽任這個問題就此存在的。我想要幫助這42個身強力壯、刻苦勞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頭的狗，我圍繞著這個問題不斷地鑽研。像蘇菲亞這樣的人如此窮困，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或懶惰，他們整天從早干到晚，做著一些複雜的體力工作。他們窮，是因為這個國家的金融機構不能幫助他們擴展他們的經濟基礎，沒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機構來滿足窮人的貸款需要，這個缺乏正式機構的貸款市場就由當地的放貸者接管了。它是一個有效的輸送體系，在通向貧窮的單行道上形成滾滾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給喬布拉的那些村民，他們就可以把他們的產品出售給任何人，從而以他們的勞動得到最高的回報，而不受制於商人和高利貸者的盤剝了。
原來一切是那麼容易。我將27美元交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