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個響亮的頭銜，被派到政府計畫委員會工作。我的工作很沒意思，除了看報整日無事可做。在向計畫委員會主任努爾·伊斯蘭（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議之後，我終於辭職了，去吉大港大學做經濟學系主任。
吉大港大學位於吉大港市以東20英里，佔據著1900公頃貧瘠山地。這所大學是20世紀60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築師設計建造的，外表給人深刻的印象。大樓完全以裸露的紅磚建造，走廊開敞，房間寬大。但是，儘管這些現代建築令人觀感舒服，卻很不實用。例如，我到那裡時每個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間巨大的辦公室，但是其他教師根本沒有辦公的地方。作為經濟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將我的辦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們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這使得同事們都感到不舒服。他們覺得系主任有一個大房間是理所當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沒有坐的地方。
當時大學的處境很困難，教師們抵制升級考試，他們指責學生抄襲書本，或互相抄襲。許多學生曾加入解放軍（Mukti Bahini），剛從戰爭中歸來。他們帶著槍，威脅說如果不馬上宣布考試結果，就要傷害教師。
當時，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裡。父親准許我每天開他的車到郊區的校園去上班，每天都經過位於高速公路與校園之間的喬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圍那些貧瘠的土地，便問同事H.I.拉蒂菲（H.I.Latifee）教授，為什麼這些土地上沒種上冬季的莊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議去問問村民，結果發現，沒有用於灌溉的水。
我認為我們應該就這些閑置的土地做些什麼。任由一所大學周圍的地荒著是件令人羞恥的事。如果說大學是積蓄知識的地方，那麼這些知識中應該有一些被用於造福於鄰里。一所大學絕不應是一個孤島：在其中學術造詣越來越高，卻不與人分享。
我們的校園面對著一道山脈，每天早晨，我可以從教室看到小夥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過校園向群山走去。他們扛著鋒利的砍刀，日落時分，滿載柴火樹枝歸來。我突然想到，大學應該將那些荒山轉變為多產的莊稼地，這會給大學帶來額外的收入，給村民帶來就業機會，大而論之，為國家出產糧食。
我對那個村莊本身也越來越好奇。在學生的幫助下，我啟動了一個調查喬布拉村經濟狀況的項目。我們想搞清楚，村裡有多少個家庭擁有可耕種土地?他們種什麼莊稼?沒有土地的人如何謀生?這些村民有什麼技能?他們要改進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障礙嗎?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夠全年口糧?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貧窮?
對於貧困起因的分析，多將重點放在為什麼一些國家會貧窮上面，而非著眼於為什麼人口中的某一部分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對於社會問題敏感的經濟學家們強調，窮人缺乏「應得的權利」。當時，我對於饑饉還沒有什麼概念，在以後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漸發現：出色的經濟理論家是不屑於花時間探討貧窮與飢餓的問題的。他們認為，當經濟總體繁榮時，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這些經濟學家將他們的才能都用在詳解發展與繁榮的進程上，而很少反映貧窮與飢餓的根源與發展，結果是，貧窮繼續著。
1974年，隨著饑荒不斷惡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劇，我終於無法忍受了，去見了大學的副校長。阿布·法扎爾（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會評論家與小說家，被很多人看作是這個民族的良知。他很禮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為你做什麼嗎?」他問道。頭頂上的電扇慢慢地轉動著，蚊子嗡嗡作響，僕人送來了茶。
「許多人正在餓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談到這件事。」我回答說。
阿布·法扎爾點點頭,「你有什麼建議嗎?」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請您向新聞界發表一項聲明。」
「噢，但聲明什麼呢?」
「號召全國和國家的領導們一起協力度過饑荒。我肯定，如果您領頭的話，學校里所有的教師都會在您的信上簽名，那將會有助於動員起全國的輿論來。」
「對呀，」他啜了一口茶，說道,「尤努斯，你來寫那個聲明吧，我簽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當然知道如何措辭這項聲明。」
「不，不，你來寫，尤努斯。你對此事充滿激情，你知道該說什麼。」
「可是我只是一個經濟學教授啊。這份文件應該是一份發起運動的吶喊，應該具有能夠喚起人們行動的分量。」
我越堅持說他是喚起全國人民關注饑荒的最佳人選，阿布·法扎爾就越是鼓勵我來寫這封信。他如此堅持他的觀點，我別無選擇，只好許諾去試試。當天晚上我起草了一份聲明書。第二天上午我將那份草稿拿給副校長，在他閱讀時，我等候著。
阿布·法扎爾看完之後，伸手去拿筆，說道:「我該在哪兒簽名?」
我吃了一驚:「但是，我措辭激烈。也許你會想做些修改，或是提出其他想法吧?」
「不，不，不，它非常好。」他說。說著，他就在上面簽了字。
我沒說的了，也在那份文件上籤了字，並複印了一些送給其他的教職員工。一些教師對某些詞語提出了異議，但是由於副校長已經在上面簽了名，他們最終也都同意了，在聲明上籤了自己的名字。我們當天晚上把它送到報社，第二天，聲明就刊登在所有重要報紙的頭版頭條上。
我們的聲明引發了連鎖反應，尚未公開表示要與饑荒抗爭的那些大學與公共團體，都紛紛響應了我們的號召。而我則開始將所有努力集中在農業上。很顯然，擁有3500萬公頃的疆土，人口非常稠密的孟加拉，迫切需要增加糧食產量。我們有2100萬公頃可耕地，在雨季主要生產稻子和黃麻，如果在乾燥的冬季擴展灌溉，提高水管理，就能夠增加糧食產量。專家們估計，目前的糧食產量只達到我們的糧食生長潛力的16％。
我決定，我要去幫助喬布拉的村民們種出更多的糧食，以此來進行小範圍的試驗。但如何去做呢?增加單位生長周期的產量?還是在單位土地增加糧食種植周期?我不是一個農學家，但我潛心研究了當地的低產稻與在菲律賓開發出的一些更高產的品種。一開始，農夫們覺得我的發現挺可笑。但當他們看到我是多麼認真，就同意讓我在他們的地里種植那種高產稻了。我的學生與其他大學教師也作為志願者加入進來。我們向村裡的農夫講解間隔下種與直線栽種對於提高收成的重要性。當時的報紙刊登了我們的照片，我們齊膝站在泥里，正在教當地農民如何使用一根線來保證稻子栽種成直線。許多讀者對我這種身體力行的方法很看不起。
儘管人們持懷疑態度，我還是繼續努力，通過倡導一個名為「吉大港大學鄉村開發規劃（CURDP）」的大學項目，試圖在學術與鄉村之間建立起聯繫。通過CURDP，我鼓勵學生和我一起投入到那個村子裡，設計出一些創造性的方法來改進那裡的日常生活。至此，為了手把手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我已經幾乎完全放棄了傳統的書本教學。學生也可以基於其在村子裡的經歷做研究報告的選題，可以得到學分。
1975年冬天，我集中精力解決灌溉的問題，以便能多種一輪冬季農作物。我知道，在季風雨季，幾乎每平方米的土地都被耕作利用，連荒原沼澤也被用來種稻養魚。然而所有土地在冬季都完全閑置。為什麼不增種一季冬季作物呢?我每天都會看到一口閑置在沒有耕種土地中間的深管井（tubewell）。那是乾旱的冬季，在這個季節，管井本該忙著澆灌新的作物。但什麼都沒有做。那口管井就在那兒，嶄新的，沒有用過。
我問那口管井為何閑置不用，得知農夫們用水是要付錢的，但是，在上一個旱季，他們因為收錢的問題打了起來。自那時起，他們就再也不理會這口深管井了。
這讓我覺得是極大的憾事。在一個饑荒嚴重的國家裡，這兒有一口三百英尺深、能灌溉大約六十公頃土地的管井——泵井——卻白白地閑著。我決定要使這口管井重新工作起來。
那並非易事。在所有實際通行的灌溉方式中，深管井耗資最多。由於高昂的運行費用，其運行效益不高，並給那些插手柴油、潤滑油和零件的人帶來肆意貪污的機會。要使這口深管井有效地工作，就需要一個有效的送水體系。換言之，需要眾多小農戶就其各自零星的土地達成統一的耕作決定，農夫在肥料使用、作物保護、水泵維修護養等方面也都需要指導。不幸的是，雖然政府在現代灌溉技術設施上做了大量投資，但對技術所帶來的這些以人為中心的問題，卻並沒有投入必要的時間、資源或努力。由於反覆出現的管理問題與技術方面的故障，農夫不願意重開他們的管井。結果，在孟加拉修造的管井幾乎半數都沒有使用。被棄置的泵房中，那些正在生鏽的機器成為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