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教師。從小，我就總愛訓導我的弟弟們，並且堅持要求他們在學校只許得到最高分。21歲大學剛畢業時，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動提供給我一個經濟學教師的職位。這個由英國人創建於1836年的大學，是這個次大陸上最受尊重的大學之一，從1961年到1965年，我在那裡教書。
在這段時間裡，我還嘗試建立我個人的企業。我注意到，包裝材料都是從西巴基斯坦進口，在這個國家的東半部，我們沒有生產箱子或包裝材料的設施。我說服了父親，允許我建立了一個包裝和印刷工廠。我準備了一份項目建議書，從國有的工業銀行申請一筆貸款。當時，很少有孟加拉企業家想建立工業設施，貸款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個包裝與印刷工廠，僱用了一百名工人。這個項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潤。
我父親是董事會的主席，他極不願意從銀行貸款。商業信貸的概念使他極為緊張，以至於催著我提前歸還了貸款。我們可能是當時絕無僅有的幾家提前償還貸款的新企業之一。那家銀行馬上又主動提出，額外提供一筆一千萬塔卡（taka，孟加拉貨幣）的貸款，讓我們去建立一家紙廠，但這件事我父親根本不肯聽。
包裝業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爾（Lahore），但是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們在東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產出更便宜的產品來。我們的產品包括煙盒、箱子、硬紙箱、化妝盒、卡片、日曆和書等等。我從來就不擔心賺錢的事。而這個包裝工廠的成功使我和我的親人們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頭地。
儘管獲得了商業成功，我仍然想去學習和教書。於是，當我在1965年得到一份富爾布賴特（Fulbright）獎學金時，這個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的機會使我一躍而起。這是我的第三次出國之行。我曾在1955年作為童子軍去過加拿大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1959年又去過日本和菲律賓。但這次是我獨自出行。一開始，博爾德（Boulder）的科羅拉多大學的校園真讓我大為震驚。在孟加拉，學生對教授從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個學生向「先生」講話，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許他發言之後，他才能畢恭畢敬地發言。但是在博爾德，教師看上去把自己當作學生們的朋友。我經常看到教師和學生們光著腳、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開玩笑，聊天。這種親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至於說在科羅拉多的女同學，我簡直窘得都不知道該往哪兒看。在吉大港大學只有很少女學生，在800名學生中，女生不會超過150個。女生還受到隔離，她們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里，那是不許男學生進入的。她們在參加學生政治活動與其他活動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們演戲時就不允許女性參加，於是男生就穿女裝、化女妝來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學的女學生們都極為靦腆。快上課的時候，她們總是會在教師公共休息室外擠作一堆，隨後跟在我後面去上課，緊抓著書，眼睛盯著腳面，以便躲避小夥子們凝視的目光。在教室里，她們和男生分開坐，我也學會了不向她們提問，以免令她們在同學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從不和她們講話。
事實上，我自己對女性也是十分靦腆，所以我盡量對她們視而不見。想像一下我1965年夏天到達美國時所感到的驚愕吧!校園裡放著搖滾樂，姑娘們脫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曬著太陽，大笑著。我緊張得要命，甚至試圖不看她們。但我還是喜歡坐在學生中心裡，注視著衣著古怪的大學生們來來去去，聊天，調情，吃東西。美國的青年看起來那麼強壯，健康，充滿活力。那是一個體驗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靦腆的個性使我沒有去參加那些喧鬧的晚會。我寧願在自己的房間里學習或看電視。
電視在1964年才在達卡出現，在到美國之前我對它還很陌生。在博爾德我很快就迷上了電視。我最喜歡的節目是《新聞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無聊的肥皂劇，比如《我愛露西》《吉利根島》《霍根的英雄》。我發現，開著電視時我能更清晰地說話和思考，至今如此。
當時正是越戰熾熱的時期，我和其他外國學生一起參加反戰集會和抗議遊行。儘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對越戰的態度，我還是努力去保持開放的心態而避免捲入趕時髦的大眾思維。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們無法理解我對美國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達卡，反美情緒高漲，在所有的校園裡，學生們都稱美國為骯髒的資本主義者，成天呼喊著:「美國佬，滾回去!」
很快，我就學會了受用美國的個人自由。我開始感到樂趣。學習很順利，我甚至有時間去學四對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們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為怪了。每天都有點滴的意外小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走進博爾德一家餐館的那一幕，那個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謝里爾（Cheryl）。」她咧開嘴笑著，給了我一杯加了許多冰塊的水。在我的祖國或南亞，沒有人會對一個陌生人如此開放坦率。
至於說到美國餐飲，我可真是懷念我母親做的辛辣食物。儘管我也喜歡法式炸薯條、漢堡包、薯片和番茄醬，我還是從心裡厭煩美國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飯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簡直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在陽光明媚的校園裡，周圍有來自各國的同學，我在博爾德的夏天飛快地過去了。秋天，按照獎學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納西的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y）繼續學習，在那兒的經歷可是完全不同了。對比科羅拉多寬廣的景色，納什維爾（Nashville）令人消沉，毫無意趣。再者，范德比爾特不久前才剛剛解除種族隔離，甚至連我常去的那家名為「校園燒烤」的狹小餐館，直到六個月以前還都「只對白人」開放。外國學生屈指可數，而且，根本沒有孟加拉人。我感到孤獨，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韋斯利大樓（Wesley Hall）氣味熏人，我們很快就重新命名它為「韋斯利地獄」（Wesley Hell）。暖氣管整夜都砰砰作響。淋浴是那種老式的開放式間格，以我的靦腆拘謹，只好帶著一條長Lungi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們穿的一種纏腰長裙。
我是那一年范德比爾特大學唯一的富爾布賴特獎學金學者。一開始的課程使我感到厭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經做過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生規劃實在是很膚淺。然而幸運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軌道，師從尼古拉斯·傑奧傑斯庫—勒根（Nicholas GeescuRoegen），一位羅馬尼亞著名教授。
傑奧傑斯庫—勒根教授是校園裡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給許多學生不及格，據傳他毀了許多學生的學術生涯。但是我認為他很棒。他教給我一些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簡單課程，還教給我一些精確的經濟學模式，這些最終幫助我建立起了格萊珉銀行。通過他，我認識到沒必要去死記硬背經濟學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驅使它們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則。他還教我認識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麼複雜，是我們的傲慢自大促使我們對一些簡單的問題找到了一些不必要的複雜答案。
當我獲得富爾布賴特獎學金赴美學習時，我肯定全無打算會找一個美國妻子。我設想，在該結婚時，就會像周圍所有的人那樣，通過媒妁之言締結婚約。對於女性我毫無經驗，在她們身邊我極為靦腆。總的說來，孟加拉相當中規中矩，相當保守的，而在我長大成人的吉大港地區，宗教氣氛濃厚此風尤甚。在我的家庭中，從來不會開放地討論這樣的私事。
1967年，在范德比爾特的圖書館裡，當一個梳著齊肩紅髮、藍眼睛的美麗姑娘向我走來時，我全無準備。她問我是從哪裡來的。
「巴基斯坦。」我很緊張地回答說。
這個姑娘很友好，很自然，她對我和我的背景特別好奇。她名叫薇拉·弗洛斯坦科（Vera Forostenko），正在攻讀俄羅斯文學碩士學位。薇拉出生在蘇聯，但是她和她的親人在二次大戰後不久就到美國來了。他們定居在新澤西的特倫頓（Trenton），我立刻就喜歡上了她。
我們相識兩年以後，1969年，薇拉離開了田納西，回到了新澤西。當時我已經在計畫要返回孟加拉了。
「我想到那兒去和你一起生活。」薇拉說。
「你做不到的。」我回答說。我極為固執:「那是個熱帶國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女性在那兒得到的待遇和這兒可不一樣。」
「但我一定會適應的。」她堅持說。
她不斷地給我寫信，打電話，討論這個問題。每次我找到一個理由來說明這樣一個舉動為什麼行不通時，她就會找到一種反駁的理由。
終於，我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