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個有300萬人口的商業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業區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長大的。大街上有一條剛剛夠一輛卡車通過的繁忙的單行車道，將查克太港（Chaktai）與中心作坊市場連在一起。
我家處在大街上珠寶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們住在20號，是一座兩層的小房子，樓下是我父親的首飾作坊。小時候，我的世界充滿了大街上的喧鬧聲和汽油味道。卡車與手推車永遠在我們的街上堵塞著，我整天都能聽見司機的爭吵、叫喊和鳴笛聲，永遠是一派狂歡的氣氛。夜半時分，街頭的小販，玩雜耍的，和乞丐們的吆喝呼喊聲終於漸漸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父親作坊中的錘擊聲、銼磨聲與拋光的聲音。
我們只佔據了樓上的廚房與四個房間：母親的房間，收音機房間，主房間和餐廳，餐廳一天鋪三次地席，供我們全家用餐。平屋頂是我們的遊戲場，玩倦的時候，我們經常注視著樓下的顧客與在後房做工的金匠來消磨時間，或者就看著外面那無盡變換的街景。
博克瑟哈特大街20號是父親在吉大港的第二個商號，第一處商號被一枚日軍炸彈炸毀了，父親只好放棄了它。1943年，日本人入侵鄰國的緬甸，並威脅著整個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沒有遭到嚴重的空襲，日本飛機扔下的更多是傳單。我們很喜歡從房頂上看那些傳單像蝴蝶般向城市飄落下來。但是，當我們第二座房子的一面牆被日軍的炸彈炸塌後，父親迅速將我們轉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鄉巴圖亞村（Bathua），我是在戰爭爆發之初出生在那裡的。
巴圖亞離吉大港大約七英里遠。我的祖父在那裡擁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來源於農作，但是他對首飾行業更有興趣。他的長子，我的父親杜拉·米亞（Dula Mia）也進入了首飾行業，並很快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製造商和為穆斯林顧客服務的珠寶飾品商人。父親是個心腸很軟的人，他很少處罰我們，但對我們的學習要求十分嚴格。他有三個鐵保險柜，每個都有四英尺高，嵌裝在商鋪櫃檯後面的牆壁里。店鋪開門時，他讓保險柜也敞開著。保險柜厚重的門裡面是鏡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險柜，而更像是商鋪貨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禱之前，也就是關門時分，父親會把這些保險柜的抽屜都關起來。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記起那些沒有上油的合葉發出的吱扭聲和每個保險柜上的六把鎖一一被鎖上時所發出的咔嗒聲。這些聲響剛好給我和哥哥薩拉姆（Salam）足夠的時間，丟下手頭正在做的無論什麼事飛跑到書本旁。只要父親看到我們坐在那兒讀書，他就會高興地說:「好孩子，好小夥子。」然後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禱了。
父親一生都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麥加朝聖。他總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寬鬆褲，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頂白色的祈禱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鏡和花白的鬍子，使他具有知識分子的樣貌，但他從來就不啃書本。擁有一個大家庭和一個成功的企業，使他沒有什麼時間來查看我們的功課，他也不喜歡那樣做。他將生活分別投入到工作，祈禱，與親人們身上。
與父親形成對比，我的母親索菲亞·卡圖恩（Sofia Khatun）是一個有決斷的堅強女人。她是家中的紀律執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們就知道，別想試圖使她改變主意了。她想要我們都像她一樣有條有理。她對我的影響可能是最大的。母親十分善良並充滿同情心，總是周濟從遙遠的鄉下來看望我們的窮親戚。是她對家人和窮苦人的關愛影響了我，幫助我發現了自己在經濟學與社會改革方面的興趣。
母親出身於一個小商貿者之家，家人從緬甸採購貨物來販賣。她的父親把擁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寫編年史，吃美食。這最後一個愛好最令他的孫兒們與他親近。早年間，我記得母親經常穿一件滾著金邊的鮮艷紗麗（sari），烏黑的頭髮總是在前面向右分縫，後面盤成一個飽滿的髮髻。我非常愛她，我肯定是最經常拽著她的紗麗要求關注的那個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記得她講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關於卡巴拉（Karbala）的悲慘故事。每年在穆哈蘭節（Moharram）期間——穆斯林為了紀念卡巴拉舉行的儀式，我記得我都要問母親:「媽媽，為什麼房子一側的天空是紅色的，而另一邊是藍色的?」
「為哈桑（Hassan）而藍，為海珊（Hussein）而紅。」她答道。
「哈桑和海珊是什麼人?」
「他們是我們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孫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當她講完他們被謀殺的故事後，總是指著暮色解釋說，房子一邊的藍色是使哈桑死於非命的毒藥，而另一邊的紅色是被害的海珊的鮮血。對於我這個小孩子來說，她所講述的悲劇故事，與我們偉大的孟加拉史詩 Bishad Shindhu（《悲傷之海》）同樣的令人感動。
母親完全佔據了我的幼年。每當她在廚房裡煎皮塔餅（ pitha），我們總是擁在她身邊吵嚷著要求嘗一口。當她把第一張皮塔餅從煎鍋里拿出來，剛剛要把它吹涼些時，總是被我一把抓過來，全家公議我是母親廚藝作品的首席品嘗師。
母親也製作一些首飾在我家的店鋪出售。她經常給耳環和項鏈加上最後的點睛之筆：加上一小段天鵝絨的緞帶，小絨球，或是鮮艷的編結絲絛，而我總愛注視著她用纖細的雙手製作那些美麗的飾物。她給那些最需要幫助的親朋或鄰居的錢，就是從這些工作上掙來的。
母親生了十四個孩子，其中五個早夭。我的大姐莫姆塔茲（Momtaz）比我大八歲，十幾歲就嫁人了。我們經常去她在城邊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豐盛的飯菜招待我們。比我大三歲的薩拉姆是我最親近的同伴，我們模仿日本機關槍的聲音玩打仗，風力合適的時候，我們就用寶石狀的紙片和竹竿做起五顏六色的風箏。有一次父親從大街上買來幾個失效的炮彈，我們就幫助母親將它們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頭朝上地擺放在屋頂上。
薩拉姆、我與鄰里所有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們，都在附近的拉瑪集市（Lamar Bazar）自由小學念書。孟加拉的學校向孩子們灌輸良好的價值觀念。學校的宗旨不只是要使孩子們學業有成，而且要教給他們作為公民的自豪，精神信仰的重要，對於藝術、音樂、詩歌的欣賞，對於權威與紀律的尊重。小學和中學都是男女分校。在拉瑪集市自由小學每班有大約四十個學生，在那兒，我們所有人，甚至包括教師，都講吉大港方言。好學生能夠贏得獎學金，並經常被邀請參加全國性的競賽。但我的同學大部分很快就輟學了。
薩拉姆和我如饑似渴地閱讀我們能夠到手的任何書籍和雜誌。我最喜歡的是偵探驚險小說。12歲時，我甚至寫過一個完整的犯罪小說。但是，要滿足我們的閱讀饑渴並非易事。為了滿足我們的需要，薩拉姆和我學會了即興創作，買，借和偷。例如有一次，我們最喜愛的兒童雜誌《舒克塔拉》（ Shuktara）舉行年度競賽，競賽的優勝者能夠得到免費的訂閱，名字還能印在雜誌上。我隨意挑了一個優勝者的名字，給編輯寫了封信：
親愛的先生：
我是某某某，是競賽獲勝者。我們已經搬家了。從現在起，請把免費訂閱給我的雜誌寄到博克瑟哈特大街某某號。
我沒有寫我家的門牌號，而是給了一個鄰居的地址，這樣就不會被父親看到那本雜誌了。每個月，薩拉姆和我都眼巴巴地等著給我們寄來的免費雜誌。那可真是一場成真好夢。
我們每天還去我們的家庭醫生巴尼克博士（Dr.Banik）的候診室——拐過街角就是——讀他訂閱的各種報刊。這種自由閱讀使我在多少年中受用無窮。在整個小學與中學期間，我常常是班裡拔尖的學生。
1947年我七歲時,「巴基斯坦運動」達到了巔峰。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數的地區，都在為成為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而鬥爭。我們知道穆斯林佔大多數的吉大港肯定會被包括在巴基斯坦之內，但我們不知道還有哪些其他地區會被包括在穆斯林孟加拉（Muslim Bengal）之內，也不清楚究竟會如何劃定邊界。
在博克瑟哈特大街20號，親朋好友們沒完沒了爭論著關於獨立的巴基斯坦的未來。我們都意識到它會是一個最奇特的國家，一千多英里的印度疆土將它分為東、西兩半。父親是個虔誠的穆斯林，他有許多信印度教的朋友和同事常常到我家來，即便作為一個小孩子，我也能感到那兩個宗教組織之間的不信任。我從收音機里聽到許多有關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教徒之間暴力騷動的報道，令人寬慰的是，這樣的事在吉大港很少發生。
我父母的立場是堅定支持從印度的其他地區中分離出來。我的小弟弟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