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愛的試煉

《梅花》和《筧橋英烈傳》上演後我的知名度已經高漲,走在路上連小學生都會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簽名。有一天在四維路的家中接到張艾嘉打來的電話,她說Don昨天晚上在艾迪亞出現,一直打聽我的電話號碼,但沒人肯告訴他;朋友們私自做了保護我的決定。Don曾經是她讀美國學校時的老師,她說如果我想見他,可以在她母親的杏林餐廳里會面。我一方面感謝艾嘉的熱心,一方面懷著悲歡離合的心情答應赴約。

走進杏林餐廳,Don已經在座,他消瘦的臉頰顯得更窄了。我坐定下來,兩人相視無語,闊別了一年感受雖然未變,但人事早已全非。我們聽著餐廳里的音樂,眼淚在千頭萬緒的情緒下止不住地流著。Don告訴我自從接到我的最後一封信,他的生活便開始失序,香煙啤酒無法離手,晚上經常失眠。後來他從寮國轉到香港,替聯合國難民組織的雜誌做編輯,這份工作待遇不差,他很想存一筆錢為我們的將來打基礎,他似乎有預感我很快會返回台灣。但是他在香港的生活起居仍然很不正常,過了沒多久他就突然中風,全身癱瘓了一陣子,最近才恢複一些,這次過境台灣無論如何要見我最後一面。他說到處都看得見我的照片,我對他而言知名度已經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著他,一邊落淚,一邊苦笑,不知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再多說任何話,只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靈魂,讓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段刻骨銘心的宿緣就這樣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後我和林雲二哥到華盛頓D.C.參加里根(Reagan)就職大典,我忍不住還是打了一通電話給Don。他人正在弗吉尼亞父母的家中,一個半小時後他來到二哥友人的住處和我見面。他的臉頰顯得比以往更窄,頭髮也稀疏了一些,他說歲月在我的臉上沒有留下什麼痕迹。我們坐在玄關的長椅上相對無語,眼淚還是止不住地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便到達他父母的那幢林間木屋;他說小鹿夜裡時常出沒。我們在「秘密花園」般的庭院里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戀一樣。回到他的房裡我開始強烈地渴望他的身體,他滿臉嚴肅地看著我,然後很認真地對我說我在他心中的分量太重,他無法以一夜之情隨意處置。他開車送我回去的路上我們沒有隻字片語。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頓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悵地離開了。後來我替「新聞局」主持中華民國電視大觀,前往美國二十幾個城市接受媒體訪問,母親陪我同行。到達D.C.時我還是忍不住打了一通電話給Don。我告訴他我對他仍舊難以忘懷,他說他也一樣。離開D.C.之後,我每到一個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撥電話給他。抵達三藩市的那天我和他通電話時他告訴我說,早上他翻開報紙的占星專欄看到太陽在雙魚座的人那天會徹底了結一段舊有的戀情,他看了心裡很不是滋味,雖然他一點都不相信占星之說。我回到台灣半年後又打了一通電話給他,他說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熱情的美國女記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過度內向的習慣,因此關係發展得蠻好。很奇怪,我聽了並沒有失落的感覺,只是祝福他一切順利,然後這段因緣就正式畫上了句點。

Don和我的關係有一種神入的品質,不用言傳便能深入於對方的心靈。如果我們能放棄自保,說不定可以兩忘。然而多年來我們一直徘徊於真愛的門外,不願接受它的鞭笞與試煉,因此我們的人生始終是紀伯倫所說的四季不分、歡笑無法全然、哭泣也不能盡興。我們唯恐驚擾到意識底端的幽冥,喚醒了那些沉睡的鬼魅;我們寧願壓抑和閃躲,也要維持虛假的平靜。當一個人無法徹底面對內心的真相時,上癮症便逐漸形成,我日後的男友不斷其實是有心病的。

和Don分手後隨著知名度的提升,我變成許多男人心目中虛擬的夢中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訴我當年有多麼為我著迷。然而這個由我、媒體和眾人共同塑造出來的假象,卻成了我的親密關係中最具破壞性的第三者。這個完美的假象太容易引發人性中深埋的佔有、嫉妒、不安全、恐懼、暴力、衡量和權力鬥爭;這個假象曾經令餐廳的侍者用扁鑽刺傷我身邊的男性友人,也曾經令四名陌生男子圍毆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親密關係中「綠帽恐懼症」的肇因。

我記得法國傑出女演員讓娜·莫羅(Jeanne Moreau)曾經說過一句豪氣萬千的話,她說她一生交往的男友無數,她恨不得能擁有一幢上百個房間的大廈,把她曾經愛過的男人悉數豢養在裡面。我雖然從未扳著手指和腳趾仔細數過我的情人們,但是我想在中國女人裡面我的兩性經驗算是相當豐富的。然而真正影響我的成長、促使我產生轉化的,嚴格講起來只有三位。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應該算是《快意恩仇錄》的李伯爵了。

李敖與我(1)

自從和李敖離婚之後,他寫的書已經引不起我任何興趣,但為了細述我們之間的陳年往事,還是去買了一本《李敖回憶錄》,內容果然不出所料,仍然以一貫顛倒黑白的說話方式和精密的資料來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生存慾望。到今天他都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人格失調[1],令我不禁莞爾。誠如他在回憶錄中的記載,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十五日,地點是蕭孟能先生花園新城的家中。在這之前「李敖」兩個字對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簡直就是中國文人裡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種下的因。

當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離我們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時常聽光夏表哥和母親談論李敖的奇聞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親的喪禮中落淚,不願依規矩行禮,甚至還傳說他曾經從台北扛了一張床回家送給李伯母。當時我心想:不知道這怪人的廬山真面目會是什麼模樣。此外我時常看見李伯母穿著素凈的長旗袍,頭上梳著髻,手裡卷著小手帕,低頭深思地從長長的溝渠旁走過。母親曾經低聲對我說:「這就是李敖的母親,她一定是去看電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過她媽媽喜歡看愛情文藝片。」後來聽父親說他和李敖的爸爸過去是同事,感覺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蕭家見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裡頗感意外。大學時讀他的文章,主觀上認定他應該是個桀驁不馴的自由派,沒料到本人的氣質完全是基本教義派的保守模樣——白凈的皮膚,中等身材,眼鏡底下的眼神顯得有些老實,鼻尖略帶鷹鉤,講話的聲音給人一種聲帶很短的感覺。他的嘴形因下排的牙齒比較突出,令我聯想起附小的同學簡明彥。他看到我們母女倆,很規矩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後來母親告訴我他那個躬鞠得還怪嚇人的,這個年代已經沒人行這麼大的禮了。他的穿著很保守,兩隻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體看來帶點陰柔的氣質。當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檸檬綠的棉質長袍,光著一雙大腳,連拖鞋也沒穿。李敖一整晚都盯著我的腳丫,我以為他在檢查些什麼,後來才從他嘴裡得知他有戀足癖。他的身邊站著他當時的女友,劉會雲,嬌小細緻的她看起來和李敖相當登對,整個晚上我都很自在,這證明李敖和我並不是一見鍾情,否則我不可能輕鬆得起來;男女之間的化學反應是頗令人緊張的。後來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書,書中他為我簽下的那行字(「正紅旗下的夢遊者」),令我不禁生起了一些遐想。

過了沒多久,有一天李敖約我出來喝咖啡,我們談到我在《工商日報》的專欄里為他寫的那篇《特立獨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瑣事;我發現我們之間真正能產生交集的話題並不多。後來他帶我到他金蘭大廈的家見識一下十萬冊的藏書。他用深色木材沿著客廳的牆面做出一整片書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體看來是個氣質嚴肅的家,可牆上掛的竟然是從《花花公子》雜誌里剪下來的裸女照片;這樣的組合令人感覺有點不搭調。我告訴他裸女照片看起來有點廉價,破壞了這個家的氣質,他說這些照片和畫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經伴隨他多年了。我發現他是一個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人,別人發展出來的美學和設計理念與他無干,他關著門自有方圓。當他介紹浴室時,我看見他在浴缸旁裝了一個電暖爐,我告訴他這個構想很仔細,冬天裡洗澡出來感覺一定很舒服。進到卧室,抬頭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貼了一整面的鏡子,又是一項出人意外的裝潢,有點像《花花公子》的老闆休·赫夫納(Hugh Hefner)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內設計。

我們後來坐在沙發上聊天,聊著聊著他突如其來地吻了我。我記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這一生從未經驗過的——他接吻的時候頭擺的角度是筆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太緊張,他竟然忘了接吻頭得歪一點才行,否則鼻子怎麼處置呢?我發現他連做這件事的章法和一般人都不同。只見他筆直地沖著我的鼻子壓了下來,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為夠不到下唇),我被壓得差一點沒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點兒吧。後來我去洗手間照鏡子,赫然發現上唇和人中之間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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