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隨著第二十四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賴比瑞亞的安吉？布魯克斯·倫道夫女士的木槌落下，日本代表面色死灰，幾欲暈倒。在會場外得到消息的佐藤榮作憤而站起，手顫抖著指著前來彙報的日本官員，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唇翕張卻說不出話來，突然向後摔倒在地。三日後，佐藤榮作在美國紐約公立醫院因患腦溢血病逝。
民族自決倡言全世界各大小民族，皆可自行決定自己歸屬的政府體制、執政政黨組織、政治環境與命運等。而這些決定不得為他國或其他政權決定。這便是民族自決的含意。
九十一票贊成、二十五票反對、六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支持琉球人民自決的議案，這意味著琉球群島的人民擁有了自己決定歸屬的權利，意味著日本想收回琉球成了基本無望的美夢，意味著亞洲可能又多出了一個新興的國家。
琉球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喜極而泣，然後快速走到南洋聯邦駐聯合國代表面前，來不及拭淚，便張開雙臂，與其緊緊擁抱。這是琉球人民的勝利，也是南洋聯邦的勝利，一個擁有影響力的大國在七十年代開始的時候，闊步邁上了國際政治的舞台。
時間剛剛好，美國正在對北越開展轟炸攻勢，但北越的頑強不屈，使美國人從寮國戰爭中拔出深陷的泥腿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為了在寮國還保持一定的影響力，並爭取更多的人心，美國人終於「做通」了寮國國王薩旺？瓦達納的工作，從王都琅勃拉邦遷移至柬老邊境的穆拉巴莫。寮國內部形形色色的政治派系導致其政局相當混亂。然而，這些政治派系起碼在表面上都對國王薩旺？瓦達納表示尊敬，因為這位國王已經喪失了實權，但卻可以作為籠絡民眾的一塊招牌。
而在寮國的政治派系中，美國選擇了反共民族主義者卡代親王、卡代的異母兄弟梭發那富馬親王、巴塞的文翁親王和萬象的薩納尼空作為扶持對象，并力爭促使他們合作，以便實現寮國戰爭寮國化的最終計畫。但有些人已經過慣了享受的日子，以薩納尼空為例，他不肯離開生活條件都很好的萬象，並要求美軍繼續與越共進行戰鬥，以保護寮國的現政府所在地。
美國對薩納尼空已經失望透頂，如果不是他的寮國政府軍軟弱無能，美國也不會出動軍隊，一步步走進這個長期戰爭的泥潭。戰略收縮計畫在狂轟濫炸的掩護下已經開始，美國人不會為了這個無用的棋子而改變計畫。
寮國苗族註定還要在戰爭中發揮作用，為了能有一塊安定的家園，也為了族人的生活，王寶率領著經過訓練補充的苗族武裝越過邊境，進入了寮國南部的波羅芬高原，或許這將是最後一次能夠使苗族安定生活的流血的付出。
北緯十七度線，現在不僅是南北越南的分界線，也成為了分隔寮國內戰敵我雙方的分界線。正如黃曆所分析，美軍撤到寮國南部後，從地理上看，泰國、越南王國、柬埔寨便成為了拱衛寮國南部安全的三大金剛。
泰國雖然是亞共體成員國，但在某些方面卻跟美國走得更近一些，這也是南洋聯邦一直心懷不滿的事情。越南王國是南洋聯邦的鐵杆盟友，其發展得到了南洋聯邦的大力幫助，無論是軍隊建設，還是經濟發展，現在的越南王國已經實力大增，可以很好地承擔自己的軍事職責。
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個翻雲覆雨、玩弄政治陰謀的老手，雖然這可能有損於王權不可侵犯的光輝象徵。但他作為國王的尊嚴和政治威望，遠非印尼的蘇加諾和緬甸的吳努單靠個人魅力所比。當然，他們更無法同西哈努克的政治靈活性所匹敵。
總的說來，這三個國家都對越共的侵略表示擔憂，美國兵逐漸撤至寮國南部，形成了一個戰略緩衝區，這對柬埔寨和越南王國來說，是值得高興的事情。兩個國家也可以從駐紮的美軍那裡得到發展經濟的機會，所以，儘管他們反感美國人進入自己國家，但他們很願意讓美國人在寮國南部繼續存在一段時間。
基於這種考慮，在南洋聯邦的斡旋下，越南王國和柬埔寨都對美國人在寮國的戰略收縮提供了幫助，這對尼克松來說，他可以部分兌現對選民的承諾，使美國士兵在寮國的人數進行削減了。
當歷史的腳步邁進七十年代，南洋聯邦與中國的外交舞蹈似乎越來越合拍，貿易額再破新高，大使級會談也成為了經常進行的溝通行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也越來越明顯，逐漸從革命狂熱向功利主義進行著轉變。
這個轉變主要有幾個原因，在國內，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世界革命的狂熱也就相應地降溫；在國際上，六十年代不顧一切地輸出革命不但沒有實現推動世界革命的戰略目標，反而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國際影響大大地減弱，即使從推動「世界革命」本身來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
而與蘇聯關係的惡化，戰爭威脅已經超過了美國，也使中國領導人認識到，中國是不可能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以及他們各自所屬的陣營的。必須將同時反對美蘇和一切反動派即所謂全面出擊轉為重點反對蘇聯。
同樣，美國對北越的轟炸突然升級，也使中國人意識到了情勢的不利。轟炸越猛烈，越共對蘇聯高級武器的需求越大，在軍事援助上，中國也將越來越處於邊緣，以至最後會失去越共這個盟友。胡志明走了，維繫中越友好的一條重要鈕帶已經斷裂，在與蘇聯的軍援競爭中，中國越來越不佔優勢。而蘇聯拉攏鄰近國家對中國進行圍堵封鎖孤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突破外交困局的問題，便進入了中國領導人的視線，並且越來越加以重視。
但長期的敵對要想和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誰的步伐也不敢邁得太大，以便遭受挫折時還留有迴旋的餘地。所以，開始進行的主要還是一些旁敲側擊的暗示和迂迴表示，並且努力營造出一種友好的氣氛。
中國的策略是先從外圍入手，然後再順理成章地進入核心。七十年代初期，令世人感到震驚，並且令國際左派進行抨擊的大事件接連發生了。中國正在和一些過去被認為是「國際反動派」的政權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扎伊爾的大獨裁者蒙博托曾經長期和中共支持的游擊隊作戰，不但被稱為是「非洲的蔣介石」，而且在六十年代國際題材的樣板戲《赤道戰鼓》中被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大惡棍。
但現在，這個大壞蛋，大惡棍他卻被視為中共在非洲對抗蘇聯的中堅，在七十年代初期兩次訪華，和毛澤東相談甚歡，建立起了異乎尋常的個人友誼。中國方面不但批准給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會見中和他商談如何對付反政府游擊隊，即中共過去的同志。
在拉美，中共原來和智利社會主義政黨領袖阿連德的政府關係密切並建交，周恩來還多次向阿連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意見。但在阿連德被皮諾切特領導的右派軍人用暴力推翻，這起事件和印尼右派軍人一九六五年政變並列，是兩起國際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戰時期國際右派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罪行。
當時全世界左派力量同聲譴責，蘇聯東歐集團和其他一些國家和智利斷交，和智利有外交關係的八十個國家中只有三十八個表示承認軍政府。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智利軍政府很快照會北京並召見中國大使，表示願與中共保持關係。
中共為此召開緊急會議，衡量得失（主要是不願給台灣以可乘之機）之後作出了「冷而不斷」的決定。於是，在全世界同聲譴責智利軍人的政變和隨後的鎮壓浪潮中，中共卻默不作聲。
與此同時，為了緩和與各國的外交關係，消除之前的不愉快。中共作出決定，不允許援外人員把無政府主義帶到國外，更不允許他們在國外造反。理由和文革並無關係，而是說這些人「搞大國沙文主義，欺負駐在國」。
不管是什麼借口，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中國輸出革命的高潮已經過去，這意味著左翼威脅的緩解，以及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但中國擔憂的是與美國和解，會使原來的「反帝領袖」形象受到損害。也就是說，中國既想與美國和解，又想向全世界顯示美國人有求於他們，找上門來，自己則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國對談。
南洋聯邦作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橋樑，使雙方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他的作用。中國終於就邀請黃曆訪問做出了決定。時隔三十多年，黃曆重返中國大陸的計畫終於提到了日時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