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的第一個任期中，他對國會裡的情緒是十分敏感的。在言論上，他仍然是不可調和的冷戰戰士，堅持他對自由亞洲和多米諾理論等等的信念，但是他的行動則是另一回事。他的一個助手承認，「越共在寮國也許可能使我們成功，也許不可能使我們成功，但是沒有問題，它一定能把我們搞垮。」
尼克松進入白宮後最初的八個月里，循著一種低調的路線在尋求各種解決辦法。他壓抑了自己強烈的好鬥天性，壓低自己的聲音，不突出自己的形象，傾聽下面的意見。在徵求意見時他竭力使自己有一種刻意求工的氣派。
作為共和黨人，尼克松和他的政府成員不象約翰遜那樣深信美國麻煩的根源在於有的人無權和貧困，但他們自有他們的指路明燈。在他們看來，全國性的苦惱所以產生是由於喪失了對宗教、庭、睦鄰和愛國主義的信仰。這些都是美國小城鎮的信念，共和黨的最強固的堡壘。
但大多數美國人已不住在小城鎮里，對國家最神聖的習俗制度（從國旗到母性）的反叛已獲得了不可抗拒的勢頭，這些並不都是他們的過錯。六十年代的怒火還沒有熄滅。這時期仍然是一個激烈競爭的時代。
而美國國防部此時要求開始設置一個巨大的反彈道導彈系統，而這事到最後可能會花費國家上千萬億美元，尼克松政府和國會的矛盾開始激化了。
當然，五角大樓有充分的理由，建立反彈道導彈系統，是為了使蘇聯喪失先動手——一舉使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設施喪失活動能力，從而防止美國進行報復的力量，反彈道導彈系統是必要的。
但參議院里的批評家們則回答說，反彈道導彈系統會使武器競賽升級，浪費的錢本來可以更好地用於防止污染、用於貧民區，同時它的雷達和計算機都過於複雜，難以使用。一個技術證人在國會作證時便冷嘲般地說道：「歷史上充滿了許多無用的馬其諾防線。」
雖然參議院僅以一票領先通過了反彈道導彈系統撥款案，但這次勝利是付出了極大代價而獲得的。它為將來在國防計畫方面的爭吵打下了基礎，並在國會與新政府之間播下了怨恨的種子。而在隨後的最高法院法官提名時，國會連續否決了尼克松的提名。
「只要民主黨人控制著參議院，我就不能成功地提名任何一個南部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充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他象我一樣嚴格信奉憲法的條文。」尼克松惱火地告訴記者這樣的話，他放棄了超黨派態度，開始進行反擊了。
這種戰略上的轉變在他對全國人民的一次電視演說中開始，這次演說是他為了回答一系列突出要求停止寮國戰爭的新的反戰示威而作的。
「這些示威是不必要的，因為我有一個完全撤出美國地面戰鬥部隊並代以寮國部隊的計畫。」尼克松稱這個為「寮國化計畫」。他說他相信這個計畫會成功，並要求得到「我的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數人的支持。讓我們為和平而團結起來吧。還讓我們為防止失敗而團結起來吧。因為我們必須知道：在寮國的北越是不能打敗或羞辱美國的。只有美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高呼著團結的口號，尼克松把在戰爭寮國化的幌子下，把在競選時對戰爭的降級變成了升級。「菜單作戰計畫」開始實施，用B-52戰略轟炸機轟炸寮國和北越的接壤地帶，並且逐步擴大到了北越境內。
而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尼克松再次對北越施加壓力，他通過基辛格對駐在巴黎的北越談判代表說：「如果談判完全破裂將導致求助於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結果，十二月十三日會談破裂，理由是「北越人不斷提出新條件，是要打公眾輿論的招牌，在巴黎壘起障礙，除了中斷談判別無選擇！」
五天之後——十二月十八日，聖誕節轟炸提前實施，那確實是傾盡全力地瘋狂的一撲，這最後的致命一擊，這是尼克松在訪問南洋聯邦之後，與智囊們商議好的計畫。
連續十一個晝夜的轟炸，動用了一百二十一架B-52戰略轟炸機，襲擊了河內和海防，聖誕節降臨的不是耶穌基督，而是雷霆萬鈞的赫赫戰神。河內和海防，在一片火海中燃燒。
在轟炸的第一天，蘇制的薩姆Ⅱ型導彈擊落了三架B-52；第二天、第三天又擊落了六架，每架B-52價值為八百萬美元。第四天，已經有二十三名飛行員喪生或是被俘。整整十一天的不間斷的轟炸，是美國戰略空軍史上前所未有的，帶有把對方搗成肉泥的狠勁。河內和海防兩個不大的城市，在十一天內落下了十萬枚炸彈。
此時，美國人估計河內已發射了上千枚薩姆導彈，在所剩無幾的情況下，他們應該要回到談判桌上來了。但河內卻表示了與此相反的態度：轟炸之後並不想回到談判桌上，並且對轟炸報以輕蔑的嘲諷，河內的外交家何文羅說：「尼克松正是因為這個巨大的空戰勝利，他將被迫坐到談判桌上來！」
雙方都在聲明稱對方將被迫和解，但尼克松卻因此深刻認識到了北越人的頑強，對黃曆的分析和判斷產生了由衷的欽佩。在瘋狂轟炸的掩護下，美軍在寮國的戰略收縮開始了。
同樣的，這種瘋狂的轟炸也在試探著中國和蘇聯的態度。蘇聯對此感到不安，他們當然不是為北越的損失而心痛，而是擔心隨著轟炸的持續，中國的防空部隊正在加緊進入北越，因此他們敦促美國停止轟炸，稱他們願為政治解決寮國問題而進行斡旋；中國方面則嚴詞譴責美國的行徑是「對人類犯下的罪行！是滅絕種族的屠殺！」
但與中國的嚴厲譴責不合拍的是中美兩國的現存關係並沒有受到實質的妨礙。從六九年年底到七零年六月，至少有十次美國駐外的官員在外交場合下同中國官員答了話。這同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以前，只要中國人一知道他所遇到的是美國佬，就總是馬上中斷接觸。
這種信號是積極的，但阻礙兩國交往的堅冰依舊牢固，兩國都不想顯出主動的樣子，就這樣在猜測和試探中開始著一場錯綜複雜的小步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