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時以支援武裝鬥爭的方式輸出革命的對象遍及亞非拉，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影響極大。
印度有以查魯·馬祖達為首的「印共」，在大吉嶺地區的那夏巴里組織農民暴動，建立農民協會，取消債務，燒毀地契、重分土地，並殺死鄉村精英：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用馬祖達的話來說，「這種肉體消滅掃除的不但是個人，也是個人所代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威。」在這種殺戮中，那夏里特運動鼓勵其成員不用槍支，而是用其他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雙手和頭顱，肢解肢體。馬祖達甚至還宣布說：「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在拉丁美洲，中共六十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六七年拉美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其中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的女兵單位，叫作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一些武裝暴力鬥爭。
在非洲，中共的輸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獨立運動相聯繫，然後是和獨立後由誰掌權以及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相關聯。在六十年代中期，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然後返回國內開展革命運動。
作為輸出革命的重點地區——東南亞，因為這個地區鄰近中國，這個地區的多數共產黨組織在中蘇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寮國作為公開的反美戰場，所以被中共視為世界革命的爆發點。
中共的友好鄰邦柬埔寨有好幾個省份受到在中共影響下的「造反」的困擾。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驅逐了兩名中國專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華僑學校開刀，限制學校教授毛澤東思想，控制課程，不準散發毛澤東語錄和像章。並且派外交大臣訪華，要求中共放棄在柬埔寨的文革宣傳，但中方卻反過來要求西哈努克「允許在柬華僑有熱愛毛主席、愛社會主義、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驚，他的理解是這等於「授權我們的中國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間進行顛覆活動」。在氣憤中，他下令召回駐北京大使，後經周恩來的苦心勸阻而沒有實行。
在緬甸，中共大使館和新華分社成了文革宣傳中心，尤其是鼓勵華僑學生佩戴毛章，攜帶毛著進入學校。這種文革宣傳加深了緬中之間本來就有的北京支持共產黨游擊隊問題上的矛盾，緬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章攜毛著，開除華僑學生，關閉華僑學校。中緬矛盾的惡化使得緬甸國內出現反華騷亂，華僑學校、新華社、武官處和使館都受到衝擊，十多名華僑和一名中國專家死亡。中共作出強烈反應，北京舉行二十多萬人遊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溫的口號，群眾示威中隨即打出「絞死奈溫」、「油炸奈溫」的標語。
在中國的北鄰蒙古，文革爆發後很多中方人員要求在華僑學生中組織紅衛兵，被代辦勸阻，但其他形式的文革行為非常激烈。蒙古政府不能容忍這種宣傳，尋找藉口將三名華僑學校教師驅逐出境。中方人員在車站為這三個人舉行「歡送」儀式，用「讀毛語錄，喊文革口號，唱《國際歌》」來表示抗議，結果和蒙古警方發生衝突。
獲悉消息的國內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異常氣憤，轉而以蒙古駐華大使司機在友誼商店門口開車時不慎壓上一張掉在地上的印有毛頭像的海報為由，圍攻這位司機，焚毀了汽車。這位司機隨即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在途經二連浩特時又被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從火車上揪下來，強迫站在高凳上為他破壞毛澤東聖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鬥。中蒙關係就此事進一步惡化。
中國的西鄰、喜馬拉雅山麓的尼泊爾文革前也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國在尼有很多工程技術人員幫助修建公路和水電設施。文革中中方造反派在中尼邊境樹起標語牌，要推翻尼泊爾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員也積極活動，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讓中方限制出售毛語錄和佩戴毛章，但中方人員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採取措施搜查尼中友協，沒收文革宣傳品，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圖片展覽櫥窗，並和捍衛毛澤東思想宣傳陣地的中方人員在現場發生衝突。中方強烈抗議，指尼政府同美國勾結，結果尼政府要求中國撤走部分駐尼人員。
在非洲，肯亞政府宣布中國代辦李某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肯亞，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國大使館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和抗議堅持散發毛章毛著。迦納甚至為同樣的原因和中共斷交。
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兩黨兩國關係一度非常密切，毛澤東和卡斯特羅在國內和國際政策上有諸多共同點，都急於超越蘇聯，依靠革命覺悟和精神力量向共產主義過渡，在國際政策上反對蘇聯主張的「三和」政策。但兩國卻在文革時期公開決裂，雖然古巴和中共決裂有哈瓦那難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保持平衡的深層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無忌憚的文革宣傳無疑是關係惡化的導火索。在古巴和中共翻臉後，中方立刻便說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
據統計，在文革期間，和中國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個國家中有近三十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而和中共發生外交糾紛，這些事件在當時被說成是國際帝修反的反華行徑，反而又加劇了國內民眾的情緒，認為中國被帝修反所包圍的恐懼導致了革命的更加狂熱。
於是，在中國國內高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以及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在給整箇舊世界以摧毀性打擊，美帝蘇修和一切害人蟲被徹底埋葬的日子已經不遠」時，中國卻正在被帝修反等「國際階級敵人」所包圍。
中共不顧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和國與國之間起碼的行為規範，向外輸出革命和毛主義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使它處於空前的國際孤立狀態，甚至連長期的友好鄰邦也都翻臉，但這種自己製造的困境卻被宣傳成是「帝修反」包圍和滅亡中國的陰謀，反過來更刺激了國內的政治緊張氣氛。
如果說文革對中國的國際關係造成了極惡劣的後果的話，對於國內更是一場災難。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幹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陷入混亂。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係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在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
自六十年代末開始，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距離，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佔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
在對待人類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成就乃至行為規範上，蘇聯和中國有著極大的差別。蘇聯的文化革命雖然打擊了所謂「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但卻沒有導致否定整個人類文明和俄國文化傳統，相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在不放棄政治教育的前提下，對提高整個人口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質作了很大的努力，現代文明還是被追求的目標。對文化傳統更容忍，對人性更為理解和尊重。
但中國的文革影響所及，造成的後果卻是非常相似，只是程度的不同，都是社會秩序受到衝擊，傳統價值被顛覆，倫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毀，和平生活被破壞，真的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