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備無患，突出地顯示了黃曆謹慎的性格。於公，他作為一個依舊對國家、政府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也視為這是自己的責任；於私，他也極願意幫助鍾可萍這個和他有特殊關係的女人，使她成為一個史上留名的好總統。
女兒出嫁了，旅遊結束了，黃曆又回到了坤甸，過著相對悠閑的退休生活。時間很充裕，而且可以自由支配，除非他閑不住，當然，他還真是閑不住。基金會他經常去看看，與香港的吳滄重保持著聯繫，遙控指揮著在香港的投資；政府專門送來的文件資料他要仔細翻閱，以使自己的思路能跟上世界和國家發展的節拍；嗯，村頭廁所沒紙了，趕緊寫書吧！
也就是從他回到坤甸家中開始，每天又增加了一個任務，那就是與鍾可萍的電話聯絡。大概在每天晚上八點左右，鍾可萍必然會將電話打過來，或是十幾分鐘，或是一個多小時。在通話中，兩人對政策的交流和探討讓鍾可萍獲益匪淺，而這種私密的談話也緩解了她的工作壓力，讓疲憊的身心得到了慰藉，得到了一種精神上的寄託。在情感方面來講，這很有些柏拉圖式的味道。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洋聯邦成功發射了第一顆衛星，對，只是一顆衛星，沒有實用價值，說它是一個繞地球旋轉的鐵球更準確，但由此取得的技術突破和實踐經驗卻是不可估量的。這就是科學技術的嚴格定義，發射一顆衛星和發射一顆實用衛星的差別可以說是極其巨大的。也就是說，你能用火箭把十幾顆鐵球送入地球軌道，卻無法製造成具有高精尖端技術的通信或間諜衛星。
掌握了發射衛星的技術，下面的精力便是放在製造具有實用性的衛星項目上，按照黃曆留下的宏偉計畫，南洋聯邦將在五年內具有這樣的能力，然後至少需要發射三顆通信衛星，才能使南洋聯邦的通信進入衛星時代。
相對於其它高科技項目的投入，南洋聯邦自從試爆成功原子彈之後，便將主要資金投入了核能方面的研究，對氫彈研究的投入有意減少。在黃曆看來，對實用性強的項目加強資金和人力，比研究那種中看不中用的核武器更加合算。南洋聯邦正處於經濟發展的提速時期，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更有價值的領域，核武器的研究可以暫緩，這是黃曆依據他記憶中的國際發展局勢作出的判斷。
剛剛轉型的南洋聯邦資本密集型產業，主要集中在鋼鐵業、一般電子與通信設備製造業、運輸設備製造業、石油化工、機械製造業、電力工業等上面，需要較多的資本投入。在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夯實基礎，再加上國家對這些產業的傾斜和扶持，在一九六七年，終於呈現出了飛速發展的勢頭。
以南洋聯邦的鋼鐵業為例，主要吸收了來自德國的技術，加上巨大的投資，使設備大型化，由此又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而鋼鐵業的地位和作用又隨著其它產業的發展而顯現出來，比如：物美價廉的鋼鐵使機械製造業迅速發展，產品質量不斷增強，又反方向地使鋼鐵業受益。在五十年代，鋼鐵業所需的進口設備佔總投資的百分之二十八，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已經降至百分之九點五。
而鋼鐵工業在及時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後，又在政府的獎勵政策下大搞技術革新，力求突破原有的技術指標。五一年引進美國帶鋼連軋技術，五七年又引進頂吹轉爐鍊鋼技術，六十年代初期引進連鑄技術，不僅使南洋聯邦成為鋼鐵出口國，更使其鋼鐵工業技術能夠緊跟世界先進水平。特別是在造船厚鋼和特種合金上還有所突破，滿足了南洋聯邦造船業的全部需求和軍工企業百分之八十五的需求用量。協調發展，互相促進，資本密集型產業之間的關聯發展，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出來。
實際上，黃曆在執政的中後期對於國家的發展已經有了自己的認識，並不是把統計的數字，或者超越哪個國家當作目標，而是著重於實際所起到的作用、國家綜合實力的發展，以及民生方面的改變。這才應該是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但很多時候卻往往被人忽視。
六八年年底，鍾可萍接任總統後的第一次出訪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亞共體各成員國在不知不覺中把南洋聯邦當做龍頭看待的時候，這種結果似乎不出人意料，但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也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共在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下全力推動輸出革命，為此不惜犧牲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為了推動世界革命的高潮便必須全力輸出文革意識形態，當這個總路線確定後，使本來便十分脆弱的中國外交又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在外事工作中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革的主要任務從六六年十月一直延續到六九年，其形式五花八門，除了在官方外事場合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等在所在國散發毛澤東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檔、圖片，在使領館、宿舍區和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澤東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在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印製毛主席語錄和毛畫像。
中共在很多鄰國有華僑組織、友協和僑校，這些組織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澤東思想和文革材料，甚至建立紅衛兵。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當地的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革命者」。
而那些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首當其衝地受到了影響，成了文革極左派的攻擊目標和輸出革命的對象。
斯里蘭卡自五七年與中國建交後，關係一直非常密切，曾頂住西方壓力，向中國輸送橡膠。但文革期間，斯里蘭卡依然成了極左派輸出革命的對象，因為斯里蘭卡不但是個佛教國家，而且是君主國，有大地產制（茶園和橡膠園），又曾經是殖民地，和西方國家經濟關係十分密切，文革中世界革命的多數對象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中共和斯里蘭卡文革前保持友好關係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極左派指控務實派「三降一滅」的證據。在斯里蘭卡的外交官便用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
而最嚴重的事件是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斯里蘭卡人民陣線」發動反政府暴亂，糾結激進青年打砸搶，攻佔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他們揚言是呼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斯里蘭卡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當權派，要打下首都可倫坡，推翻現政權。並且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館，要求面見大使，要中共公開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
雖然中共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場還是引起了斯里蘭卡政府的懷疑，親華的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的壓力。並對中共大使館採取了一系列監視和檢查措施，拆封全部郵件，搜查新華社和中國工人的宿舍，連中共援助斯里蘭卡重點建設項目的物資也不放過。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擔心使館會被關閉。
在墨西哥，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後，總統埃切維里亞決定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就在中國大使熊向暉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在報刊披露後給親華的埃切維里亞政府造成極大的困擾，使得埃切維里亞在接受國書的儀式上就不得不異乎尋常地向熊向暉提出中共支持游擊隊的問題。
拉美另一個大國委內瑞拉和北京建交，委政府便宣布建交後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在觀察了一年多，確信北京沒有「顛覆陰謀」後才互派大使。
在菲律賓，中共支持菲律賓共產黨領導人何塞·馬利亞·西松，此人被他的追隨者稱為「菲律賓的毛澤東」。在毛澤東思想影響下，西松把菲律賓共產黨內的激進派糾集起來另立山頭，建立了菲律賓新人民軍（後改稱民族解放軍），發起武裝鬥爭。
泰國和緬甸也是中共文革期間輸出革命的重點，儘管在文革前，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是中共的友好鄰邦。文革期間毛澤東多次要求寮國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說「一定要打到泰國去」。他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如果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這就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