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中是聰明的，冠以「東方的猶太人」之稱，但同時他們又認為華人太過聰明，甚至有些精明和狡猾，其中一點便是華人愛找漏洞、鑽空子、講變通。
華人喜歡抄近道，喜歡將變通視為生存的法則。找關係、托熟人、走後門是變通規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變通執行；找漏洞、鑽空子是變通管理。華人認為，變通是才能中的才能，智慧中的智慧。變通可以進退、可以方圓、可以黑白、可以取捨、可以虛實，也可以緩急。總之，凡事可以權宜。所以，當規則出台時，人們習慣性地思考如何規避規則，如何變通規則，如何繞道行之。
人類需要規則，規則用於約束人的行為，限定做事的方式和程序。人人遵守規則，事情就變得簡單。但是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規則，任何法規只要你想鑽它的空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空子可鑽。世界上沒有破壞不了的規則和制度，只要有足夠的聰明和膽量，再嚴謹的規則，也是可以有變通的手段的。
變通的心理是一種在毀壞既定規則前提下的功利主義的價值選擇，是人們為了個人利益而篡改規則的社會現象和社會行為，它是對規則的無視和藐視。華人喜歡對規則進行肢解、變通、歪曲，以便趨利避害。如果無法肢解、變通、歪曲的話，那麼就找它的漏洞，爭取繞開、避過。
但是對一個社會而言，鑽空子的聰明人太多，社會就會被腐蝕，從精神到肌體，從道德到行為。整個社會進而也會出現一種集體失范的狀態。而變通和堅持並非是一對矛盾體，在現代社會中，人可以變通，變通才不至於僵化，但是規則要堅持、制度要堅守，否則就會聰明反被聰明誤。制度的漏洞可以完善，政策的漏洞能夠彌補，若是意識上出現漏洞，心理上出現空子，才是最具危害性的。
在南洋聯邦，這種現象在幾位試圖鑽空子的富商大賈被嚴厲懲治後，給民眾帶來了很大的震撼。鑽空子需要付出的代價如此之大，幾乎會讓人身敗名裂，與獲得的利益相比，顯然過於懸殊。給你們發展的空間和機遇，但必須遵紀守法，必須牢守規則，否則，傾家蕩產也不是不可能的。
對黃曆來說，將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繼承過來，將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心轉移到南洋聯邦，是一件任重而道遠的事情，絕不是規定些傳統節日那麼簡單。而通過法律強制、社會公德的宣傳來改造國民的劣根性，更不是一代人、兩代人便能成功的。儘管清除華人腦中固有的思想非常困難，但黃曆卻必須做下去，沒有聽之任之的理由。
當一個國家的文化體系比其他國家的文化體系更適合時代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發展就會快於其他國家。趙武靈王、秦始皇、唐太宗、武則天以及英國的君主立憲、日本的明治維新等等，都是通過文化體系的變革，換來了國家的強大。所以，聰明的統治者、或者說有追求的統治者總是想辦法使自己國家的文化體系更進步，以此來推動國家的強大。
國家的強大包含著很多因素，經濟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文化上的，缺一不可。一個瘸腿的巨人，象蘇聯那樣，儘管風光囂張一時，卻逃脫不了轟然倒塌的命運。
黃曆知道要解決的問題不少，困難很多，但他不服輸的性格使他能夠制定出相應的計畫，並且領導著南洋聯邦一步一步地耐心地向強國邁進。
經濟上的發展有目共睹，勢頭不減；政治上，正在亞洲逐步建立起大國的地位，在反擊北越的戰爭中更將向世人證明，誰是亞洲老大；軍事上，飛機、坦克、火炮、軍艦，以及輕武器，基本實現了國產化，一支精悍的、職業化的陸海空三軍令人不敢小覷；文化上，嗯，這個問題是最不好解決的，所要花費的時間也更長，但也沒有停滯不前的道理，而是在切實的進行之中。
當六零年的春天來到的時候，南洋聯邦、美國和越南王國開始了「轟雷」行動的準備工作。越南王國將在一年內再增加十個直升機機場，擴建已有的四個中大型機場，並加緊培訓飛行員和地勤人員。陸軍的編製進一步擴大，在一年後正規軍將達到二十五萬的數量。從南洋聯邦和美國運來的武器彈藥陸續地、秘密地運抵港口，囤積在各個軍事據點內……
黃曆不想獨家承攬對北越的軍事打擊，他開始積極地與亞共體各國進行了秘密磋商，希望各成員國出兵助戰。一方面顯示出越南民主共和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出兵的正義性。按照亞共體新增的宗旨和綱領，在成員國遭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各個成員國是有支持和援助的義務。
同時，因為在展開軍事行動時，黃曆很希望美國第七艦隊出動飛機助戰，所以，他的目光也關注著在美國開始的總統大選。
這確實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競爭，尼克松和肯尼迪在美國大地上正進行著典型的二人決鬥。
尼克松的有利條件是：工商業大亨的支持，較豐富的經驗（例如，在總統生病期間解決鋼鐵工人罷工，他與赫魯曉夫的廚房辯論，鮑爾斯的成功獲釋），強大的中產階級的根基，以及艾森豪威爾當時仍在白官。他極力鼓吹自由企業的好處、個人的責任感、頑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爾時期的繁榮與和平。
肯尼迪的有利條件是有組織的勞工的支持，他父親的巨大財富，他的普利策獎，對他友好的報界，他個人的魅力——當時記者們已開始稱之為肯尼迪「風格」，以及他身為多數黨成員的身份。他大肆宣揚的主題則是：美國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國人必須努力爭先。
起初，根據蓋洛普的調查，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四十六領先於肯尼迪，但也許是運氣作弄，也許是老天眷顧肯尼迪。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斯博羅，被汽車車門撞傷右膝蓋。傷處一時不愈，經沃爾特·里德醫院檢查，發現傷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茵感染。他必須留住沃爾特·里德醫院兩個星期，接受大劑量抗生素治療，否則就會破壞膝關節軟骨。
於是，尼克松只能仰卧在床，一條腿牽引著，為平白失去的時間懊喪不己。恢複活動後，他又在聖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啞了。真是禍不單行，這時又發生了宗教問題。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與任何人討論肯尼迪的宗教問題。不幸的是，他卻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個朋友，全國最著名的新教牧師諾曼·文森特·皮爾博士。
皮爾博士帶領著一群牧師，發表了一篇聲明，表示懷疑一位信奉羅馬天主教的總統，能否擺脫羅馬教廷的影響。這時，肯尼迪抓住時機來對付這個他知道遲早必須正視的雖微妙的問題，大休斯敦傳教士協會恰好己邀請他到休斯敦的賴斯旅館講講他的信仰問題，他接受了這個邀請。在那裡他莊嚴、明確地宣稱，他堅信政教完全分離的原則，並說如果他發現自己不能解決良心和職務之間的矛盾，他就辭職。牧師們對此報以舉聲。
兩個星期之後，蓋洛普宣稱雙方選民的人數又趨於接近。尼克松是四十七，肯尼迪四十六，尚有百分之七未定。
最後的決戰是在通過全國電視網廣播的面對面辯論展開的，尼克松本人原是辯論能手，他在電視中看到肯尼迪接受提名的演說時，不知道肯尼迪當時勞累不堪，竟以為他的對手講話太快，聲音太高，講的內容太複雜，一般美國人不能理解，這也正是尼克松所以接受進行辯論的挑戰的原因。兩人都為這次辯論全力以赴地做準備，彷彿要去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一般，就說話技巧和思想內容來說，雙方打了一個平手，而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勝利。
因為直到舉行辯論的那個晚上為止，兩人中，尼克松的名氣更大，擔任的職位更高。現在在這裡，在公斷人霍華德·史密斯的面前，他們卻全然不見高下，肯尼迪竟然略不遜色。更為重要的是，在收音機里聽到他們辯論的人，認為兩人都幹得不錯，但是電視觀眾更多，他們看到肯尼迪參議員膚色黑紅，身體健康。而尼克松在沃爾特·里德醫院掉了五磅肉。他顯得面容憔悴，襯衣領口鬆鬆地大了半個號碼。他無精打采，表情嚴酷，而且由於考慮不周，意欲掩蓋初生的鬍子茬，在臉上塗了一層隱須膏，弄得油光閃亮。
尼克松按醫生的指示，每天晚四杯可可牛奶，恢複了體重。在以後的幾次辯論中，他的健康情況看上去已和他的對手相當。他在辯論中也得分較多。但這已全然無濟於事；成百萬的人已經看到了自己所想要看的一切，主意也已拿定。
最後一次辯論之後，蓋洛普的調查結果是：肯尼迪五十一，尼克松四十五，百分之四未定。
到競選末期時，選舉的情況愈來愈模糊不清，彷彿成了許多景物和音響胡亂重疊的鏡頭：肯尼迪用他的冷靜而簡潔的腔調提醒觀眾說，卡期特羅已使共產黨人到了「離佛羅里達只有八分鐘的噴氣機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說，美國決不能讓人利用白宮「作為一個訓練基地來學當總統，而以犧牲美國利益為代價」；肯尼迪幾乎象念咒一般一次又一次地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