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蘇同盟瓦解的過程，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為什麼要置中蘇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體利益於不顧？中蘇兩國為什麼會從當初的良好願望出發，走到了最後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結局？
然而，就社會主義的同盟而言，這並非個別現象。蘇南分裂導致蘇軍陳兵南斯拉夫邊境，甚至策劃對鐵托實施暗殺；匈牙利想要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即遭到蘇聯的武力鎮壓，其主要成員則被送上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剛剛顯示出擺脫蘇聯模式的傾向，蘇軍頃刻之間就毀滅了「布拉格之春」。
在亞洲，中朝、中越之間亦如此，今天是「鮮血凝成的友誼」、「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惡語相向，乃至大打出手。與西方盟國關係的穩定性相比，在社會主義陣營不斷地出現動蕩、分裂和改組。顯然，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缺乏一種妥協機制。
於是，人們在社會主義同盟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兩國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稱，高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掩蓋了一切分歧和矛盾；兩國交惡，就惡到你死我活——以至拋棄國際交往的起碼原則和慣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見。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敵人。
如果對此加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內在結構的兩個弊病：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第二則是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權利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或混淆於國家關係。
另外，在中蘇關係的變化過程中，除了隱含著上述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普遍性矛盾外，還有其特殊性，即存在著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以及為此而產生的證明其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鬥爭。
當蘇共在二十大公開進行「自我批評」，由此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動搖了蘇聯在社會主義同盟中的領導地位時，中國共產黨則日益崛起，特別是一五計畫的順利完成和參與處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後，毛澤東感到已經具備了挑戰蘇聯的力量。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重要體現是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在共產黨的理念中，只有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大旗，也即擁有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黨，才具備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格。
於是，中蘇之間在具體的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為思想政治路線的鬥爭，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單純的利益之爭可以讓步，可以妥協，因為還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領導權之爭不在於實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於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因此在原則上是不可調和的。「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不共戴天，「列寧主義」與「教條主義」又水火不容，所以，中蘇同盟的結局只能是分裂。
中蘇關係處在了一個變化的岔路口，沒有誰比黃曆更清楚這之後的發展，但他已經無能為力了。對此他只能慨嘆：「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了。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經過十五年的發展，南洋聯邦已經成為戰後在世界上崛起的最引人注目的國家之一。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連續第三年名列日本、西德之上，位列美、英之後，超過了政局不穩，深陷殖民地戰爭的法國。
與日本、西德相比，南洋聯邦有自己的優勢，也有自己的劣勢。首先，南洋聯邦資源比較豐富，戰後發展較早，近五六年的免費勞動付出（日本戰俘），美國的經濟技術援助（特別是五零年朝戰之後），黃曆及其團體的縱橫捭闔、精誠團結，政局的長期穩定，當然還有正確的發展策略，以及外交上的成就。但南洋聯邦也存在著自身的缺點，那就是人口少，地域廣，地區發展不均衡，勞動力缺乏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持續發展，越來越顯現出來。
而日本雖然背上了比歷史上沉重的戰爭債務，但由於其軍事防務全部交由美國負責，可以把全部的金錢都投入到經濟發之中，再加上人口眾多，這是它的有利之處。而不利之處便是資源短缺，原材料幾乎全靠進口，而且作為法西斯主義的罪魁禍首，要想在外交上得到大發展，為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還需要通過黃曆及其主導的亞共體這一關。當然，沒有了朝鮮戰爭的刺激，日本的經濟發展也被黃曆剝奪了一個極好的機遇。
再說西德，在國土滿目瘡痍、經濟瀕臨崩潰、生活環境困苦的狀況下進行經濟建設。作為戰敗國，因為受美英法牽制，不能在國際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只能盡全力進行經濟建設。戰前德國便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聯邦德國又集中了戰前德國70%的設備能力和62.4%的工業產值，實行國民經濟非軍事化，可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經濟建設，以恢複和發展生產力。
藉助於「馬歇爾計畫」的扶持，以及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德國建立了一個比較符合國情並行之有效的社會市場經濟。同時，作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國家，德國有科技發達，技術先進的基礎。又有教育素質普遍較高的人民，經濟崛起當在意料之中。當然，德國也背負著戰爭賠款，也面臨著改善與周邊戰爭受害國家的關係，開展積極外交的任務。
一個國家的經濟崛起都離不開一個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人民的勤勞和智慧。儘管黃曆痛恨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很多可取之處。至於德國人民的辛勤和敬業精神，尤其讓他感慨。據統計，五五年，聯邦德國男子平均每周工作長達五十個小時，比南洋聯邦及英美工人多三個小時，而平均工資實際上直到五六年才到戰前三八年的水平。可以說，正是聯邦德國人民的辛勤勞動和無私的奉獻精神才創造經濟發展的奇蹟。
有成績，也看到不足，黃曆比其他人更有急迫感，更不容易滿足。南洋聯邦得益於比較寬鬆的國際環境，不象日德那樣的戰敗國，可以發展軍事工業，開始時可能拖慢經濟發展的速度，但現在的軍火買賣已經在彌補這個不足。以華人為主，建設屬於自己的海外國家的熱情和勤勞，也使南洋聯邦的經濟發展得以迅速進行。但同時，黃曆也預想到了日德追趕上來後，與南洋聯邦激烈競爭的前景。
雖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數值很高，但南洋聯邦不過是占著人口少的優勢，相當一部分產值是靠外來勞工創造的，可以說，這個數值有點虛，並不能體現南洋聯邦真實的水平。
而且，戰後南洋聯邦的科學技術，百分之九十多是從外國引進的，其中又有百分之八十是從美國引進的。因為「引進」比「研製」費用低、見效快。美國研製一項成果的成功率為百分之一，而目前南洋聯邦的成功率為百分之六十以上。原因是南洋聯邦不是「獨創」而是「改進」。雖然這有取巧之嫌，但南洋聯邦從四六年到五九年共引進了一萬多項技術，並用了不到十五年時間、花了僅五十億美元左右，就把美國等西方國家用了半個多世紀、花了兩千多億美元的研究成果學到手，實現了跳躍式的發展。
這種取巧式的發展能帶來一時的效益，但卻無法持久，黃曆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在即將跨入六十年代的時候，南洋聯邦在黃曆等人的推動下，開始對一些國家發展策略進行了調整。
首先，在輕工業得到了很大發展，已經能滿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並能進行大量出口的形勢下，經濟政策將向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傾斜，利用當前世界關係極不平等，原材料價格極低的有利條件，大力造船並開展海外原料運輸，促進「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
其次，繼續在財政上補貼，鼓勵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新型設備，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技術含量。政府運用稅收槓桿，擴大企業內部積累，鼓勵和促進私人設備投資；採取低利息政策，向企業大量貸款；加強外貿和引進外資的管理，扶植新興產業，適當保護弱小產業。
借主辦奧運之機，繼續加大對電力、鐵路、港口設施等所謂「公共工程」的投資，為企業提供廉價的電力和便利的交通運輸。在稅收、貸款等方面大力扶植汽車、電子、精密機械、航空、原子能等工業部門的發展，以期在四年後的奧運會期間推出一批具有先進水平的新穎產品，借奧運東風實現經濟的加速發展。
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困難，南洋聯邦實行多管齊下的措施：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爭在五年至八年內，實現農業機械化、化肥化、良種化、水利化，將更多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在六零年降低移民的標準，將原來的國語六級降為四級，將原來專業技術等級要達到七級降五級，將原來所定的入籍移民數量由三千提高到六千；組織培訓學習班，使各企業管理者掌握先進的管理辦法，加強機械化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鼓勵資本輸出和建立跨國公司，把能耗高、污染環境、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別的國家，利用別的國家的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