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迎著加勒比海的巨浪，為避開空中和海上偵察，不得不遠離古巴航行，繞了一個弧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隆冬的綿綿細雨中，當年輕的卡斯特羅以及其率領的八十一名戰友，乘坐一艘名為「格拉瑪」號遊艇悄然滑出墨西哥的圖斯潘港，駛向他們的目標——祖國古巴時，他大概也不會想到僅僅不到兩年，便會打敗不可一世的巴蒂斯塔政府。
在五十年代末期，《紐約時報》的讀者們不時地讀到赫伯特·馬修斯寫的引人入勝的署名報道：一個身軀魁偉、說話啰嗦、三十歲剛出頭的、名叫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的大鬍子古巴革命者在1956年聖誕節帶著僅僅十二個人已在古巴登陸。他們進了山區，打出了紅黑兩色旗，號召古巴熱愛自由的人們參加推翻巴蒂斯塔獨裁腐敗政府的抵抗運動。
在開頭幾年，卡斯特羅的運動在美國是很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統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敗官僚操縱的警察國家，這些人靠賣淫業、賭場、和侵吞公款大發橫財。為了鎮壓造反的大學生，哈瓦那大學校關閉；持不同政見的人被暗殺；屍體被肢解後送還給父母，或者象垃圾一樣扔進溝渠。華盛頓對出現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歡欣。
而馬修斯等美國新聞記者寫的更都是同情的報道，把大鬍子卡斯特羅和他的造反者，描繪成要為同胞爭取自由和正義，毫無私心，羅賓漢式的人物。
大部分古巴中產階級和許許多多有影響的古巴軍官對巴蒂斯塔早已厭憎，這就是巴蒂斯塔毀滅的原因。到了五八年，卡斯特羅有了近兩千士兵，雖然在和四萬名裝備精良的巴蒂斯塔軍隊相比，還處於弱勢，但巴蒂斯塔的軍隊已經無心戀戰，舊政權的末日已經到來。
隨著巴蒂斯塔的逃亡，卡斯特羅和他的戰友埃內期托·切·格瓦拉指揮著軍隊沿著古巴中央公路長驅直下，進行了為時七天行程六百英里的勝利進軍。
黃曆從始至終都不說話，不表態，不發評論，只是冷眼旁觀著在美國人後院發生的這些事件。很有意思，美國人在受騙後，最終能容忍一個紅色國家在其後院鬧騰，卻要高喊亞洲共產主義擴張能夠威脅到千里之外的自己。搞不懂他們的腦袋裡想的什麼？
畢竟那裡離亞洲很遠，黃曆可以裝傻看不見，任憑美國人把卡斯特羅當成一個符合他們價值觀的拉美硬漢。而他更感興趣的則是另一位古巴人，切·格瓦拉，那個在死後成為一個偶像，英雄的受難者，革命時尚的終極招貼男人。他頭戴紅星貝雷帽的經典造型，會如潮湧般地出現在駐唱歌手的文化衫上、青年詩人的馬克杯上，或者博客和BBS的題圖、頭像上。
但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切·格瓦拉活在人們心中的原因，並不是以他的革命同伴所想像的形象，而是成為了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徵、全球流行文化的標誌，他完成了一個由暴力革命的象徵到時尚酷哥的轉變，成為了一個全球品牌。
是的，如果切不是生得這麼好看，他不會成為一個神話般的革命者。「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都變成了僅僅是再現。」他的肖像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進入了安迪·沃霍爾的流行藝術，被麥當娜易裝印在《美國生活》的大碟上。在他去世40年之後，切·格瓦拉被用來出售從牛仔褲到罐裝啤酒的各種商品。甚至有一種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號是「切可以洗得更白」。
在幾十年後，切煽起的革命烏托邦理想看上去象是愛麗絲的夢境，殘存的對切的迷戀不過是一種青少年的浪漫和老年人的懷舊的混合物。切的神話之所以存在，並不是因為他曾經怎樣活過，而是因為他如何死去。要想成為一位浪漫偶像，一個人不僅要在生命的華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時滿懷絕望。
切·格瓦拉完美地符合這兩條標準。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這樣總結切·格瓦拉的神話：「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敗得到了保證。他的故事充滿失敗和孤獨，這是它如此誘人的原因。如果他還活著，他的神話早就煙消雲散了。」
對於格瓦拉崇高的世界觀（動機、目的等）不用評價，那確實是一種崇高的事實。他為了自己的信念去反抗、鬥爭，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終生都在追求，他富有著冒險與浪漫，做著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做不到的事。
但正是自以為自己肩負著一種偉大的使命，一種傳道士的使命。格瓦拉懷著傑克·倫敦式的態度，將革命視作一場偉大的、永無止境的冒險，但他卻不具備任何政治上的成熟性去處理讓國家得以運轉的實際事務。用簡單的話說，格瓦拉沒有手段，卻想達到目的。幸而缺乏實際觀念。假如他獨自掌權的話，要造成許多災難，會給許多人帶來不幸。
實際上，沒有人否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平。而格瓦拉顯然沒有認識到，他所進行的狂熱鬥爭，只是為了用一種不乏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來取代這些不平！
「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要消滅某一階級的特權，但並不是消滅屬於這個階級的人。」黃曆在與鍾可萍的談論中是這樣說的，「顯然，世界上所謂的那些革命家很少去深刻思考這個問題。其實，他們現在最應該認識到的是：革命和建設本應該是兩個密不可分的破與立的過程。從這方面講，僅僅成功地發動民眾是不夠的，隨之而來的是應該和民眾結合，就象結婚一樣，要讓他們掙錢，建造工廠和開墾土地，過上好生活。」
一提到結婚，鍾可萍翻了翻眼睛，說道：「這個比喻不好，應該用一個更恰當的。」
黃曆笑著拍了拍她的肩膀，說道：「別管這個比喻，先看看我們經常看到的一些事實，那些革命家在未成功時，往往信誓旦旦地要作一名外科大夫，要醫治國家的、社會的、民族的疾病。而當機會來臨時，他們把病人放在手術台上，麻醉之後打開他的肚子，卻發現他們缺乏治好病人的手段和技巧。於是，令人啼笑皆非又恐懼異常的事情發生了，他們要麼置開了膛的病人於不顧，讓他慢慢死去；要麼胡亂瞎治，加快他的死亡過程。」
「沒有第三條路嗎？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你當初也算是一個革命家，打破了日本人的統治，又把國家和民眾從荷蘭人手中解放出來。」鍾可萍不解地說道：「你不是把革命和建設處理得很好嗎？」
「嗯，我就要說到這個問題。」黃曆點了點頭，語重心長地說道：「生命的河流可以由一個人的性格而改變，而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性格又往往會決定國家的興衰成敗。所以，選擇你作為國家將來的領導人，不是出於我們曾共同戰鬥所結下的親密關係，而是經過很多人綜合考慮過的決定。你的異於女人的堅強，你的虛心，你的容忍，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
「但是，現在還只是考察，不能驕傲自滿，對吧？還提什麼親密關係，我怎麼感覺不到呢？」鍾可萍沖著黃曆促狹地眨了下眼睛，在別人眼中一貫冷麵的她竟也知道調皮。
「不是你感覺不到，是你不肯感覺。」黃曆壞笑道：「不信？那你過來，讓我親一下。」
「去，想什麼呢？」鍾可萍又氣又笑，在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低下頭整理了下情緒，抬頭說道：「可我到底是一個女人，要掌控國家，恐怕很有難度。」
「你的理解是錯誤的。」黃曆端起杯子，發現是裡面已經空了，鍾可萍很適時地給他倒滿，「在動物之間，力量足以保證統治權。與此相反，有權的人為了讓人服從卻不一定需要鼓鼓的肌肉。羅斯福坐在輪椅上就做到了這一點，威爾遜的手腕和胳膊象麻桿一樣。智力和頑強，詭計和一個能含辛茹苦、吞下帶刺的魚的強壯的胃更加重要。」
「我的智力，恐怕也不如你想像的那麼高。」鍾可萍輕輕揉著太陽穴。
「要什麼事情都靠總統來想，那還不累死。」黃曆笑道：「政府顧問和智囊團是幹什麼的，白吃飯的嘛？作為領導人，只需要從各種建議中找一條相對合理的就行了。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會是最壞的。怕就怕你自以為是，不過，按照國家的政治體系，也不會出太大的問題。」
「是啊，總統畢竟不是皇帝。」鍾可萍意味深長地笑了，盯著黃曆看了一會兒，說道：「黃大哥，你如果要謀求終身大總統，也不是沒有可能。」
「任何人想要當總統，就沒有資格不承受重任。」黃曆輕輕搖頭，說道：「特別是在一個法制國家當總統。反正我是不嚮往這樣一個職位，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你們強加給我的。在這個位置要付出的代價很高，不專心致志的人要倒霉的。而且，這與我一直存在的夢想中的生活是不符的，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還能去追逐它的機會。」